本報實習生 劉黎雨
現今,改變粗獷的考古工作方式,推進精細化考古發掘,把文物保護工作置于考古發掘之前,成為考古界的新風尚。于是,注重以最少資源消耗獲取最大信息量,充分運用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的科學技術手段,融發掘、檢測、保護、研究、復制于一體的“實驗室考古”應運而生。
我國最具規模并最早正式定位為實驗室考古發掘的項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的,于2008年開始進行的大河口西周墓葬M1的實驗室考古發掘。此后,隨著甘肅張家川縣馬家塬戰國墓M4木棺、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飾的室內清理與復原等多個室內考古項目的開展,實驗室考古從中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目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兩家單位的數名考古學者和文物保護專家共同合作的,對山西翼城大河口M6043和M5010兩座西周墓葬的實驗室考古發掘清理及相關的文物保護工作已進入資料整理階段,實驗室考古逐漸成為考古工作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
新興學科初露頭角
實驗室考古即考古專家與文物保護專家相互協作,通過運用多種科技手段在室內開展古代文化遺存的發掘清理,并且在實施的過程中,隨時根據相關檢測分析結果實施文物保護,通過對相關遺跡遺物的現場觀察、分析、實驗,探索古代人類活動及科學技術等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存信說:“實驗室考古是將田野處置、室內發掘、文物保護三者融為一體的考古行為,以更加注重資源節約、科技投入、信息全面提取、文物保護為理念,并擁有環境可控、時間可控、節奏可控、全方位發掘、充分運用儀器設備、保障安全等諸多優勢。”他介紹,實驗室考古發掘不是簡單地把發掘對象搬遷到室內進行清理,而是盡可能運用更多科技手段和設備,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考古發掘的同時,隨時對遺跡遺物提取樣品實施科學檢測,對其在發掘過程中的變化進行監測,減少或減緩文物的劣化,保持文物的原始狀態,同時加入了通過計算機輔助手段進行模擬復原以及實物復原復制等措施。
全方位發掘保護為特色
李存信介紹,實驗室考古是包括出土遺跡遺物的現場提取、包裝運輸、發掘清理、信息采集、樣品檢測、處置保護、復原研究、模擬復制等在內的一系列技術路線的集合。其中,實驗室考古所倡導的“全方位發掘”是現代考古發掘新模式的探索。在實驗室內可通過如液壓翻轉工作臺等特制設備,從發掘對象的不同角度及層面進行發掘清理。“傳統田野考古遵守‘從上到下、從晚到早’發掘的順序規律,但是對于那些遺跡現象復雜,文物相互混合疊壓、甚至朽蝕變形的考古遺跡,傳統方法往往力不從心。通過液壓翻轉工作臺等設備,理論上可以從發掘對象的上下、左右、前后6個方向進行清理發掘。”李存信說。
對于脆弱遺物的考古研究尤其需要借助實驗室考古手段。如果采取的現場處置措施缺乏合理性和針對性,那么就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造成文物缺失損傷,或者發生難以補救的劣化現象。
據了解,我國開展實驗室考古首個科研項目——大河口西周墓葬M1規格高、保存好、隨葬品豐富,其中包含大量的漆器、紡織品等極其脆弱的文物。為了能夠更加規范、妥善地清理并保存墓葬遺存,相關考古學家決定將部分墓葬套箱封裝,搬運進實驗室進行發掘。“通過運用實驗室考古處置和保護出土遺物的方法與程序,經過兩年多的室內發掘清理及后期的維護保存,該墓葬共出土漆木器文物60余件(套),最大程度上保持了紋飾、鑲嵌物等痕跡現象的原始概貌。”李存信介紹。
與高校合作展開實踐
由于人員、場地等諸多限制,實驗室考古并沒有廣泛展開。部分專家認為,通過在高校設立實驗室考古中心,以合作的方式開展實驗室考古是目前較為可行的途徑。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合作,根據實驗室考古的專業要求,在山東大學興隆山校區工程訓練中心建立了山東大學室內考古實驗室。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認為:“合作建立實驗室通過考古學與化學、物理、生命科學、醫學、計算機等學科的合作,共同就實驗室考古面臨的各類學術難題進行攻關。而對于學校人才培養而言,形成課堂—田野—實驗室‘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能夠有效鍛煉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為實驗室考古培養人才、積蓄力量。”
從2013年11月到2014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兩家單位的數名考古學者和文物保護專家共同合作,初步完成了對山西翼城大河口M6043和M5010兩座西周墓葬的實驗室考古發掘清理及相關的文物保護工作。據了解,此次實驗室發掘工作將墓葬中出土的隨葬器物進行細致而科學的發掘清理,完成現場繪圖、去銹保護及加固處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器物的原始性狀和位置關系,使下一步的復原成為可能。此外,發掘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紡織品痕跡、草席痕跡、朱砂痕跡、礦物質痕跡等細微遺跡現象的范圍全部采集清楚,完成拍照、繪圖及取樣采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