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儒學》杜維明著 中華書局
 

    近20年來，儒家如何在文化多樣性的全球趨勢中，促進平等互惠的“軸心文明”之間的文明對話，成為我的科研重點。我的終極關懷——“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必須在這一論域中才能落到實處。

    儒家在今天應該如何自我定義的課題，是一個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困難重重的問題。最明顯的困難之一是，回顧中華民族數千年光輝燦爛的精神文明，儒家傳統在儒釋道三教中最為源遠流長，但同時近百年來儒家又有著受到摧殘最為慘烈的文化記憶。

    在此，我想談談自己對儒家哲學在21世紀發展前景的理解。牟宗三和徐復觀是我的業師，我曾親炙唐君毅，并多次向錢穆、梁漱溟和馮友蘭請益。我也拜訪過張君勱和賀麟。熊十力和馬一浮雖然沒有當面求教的機會，但他們的片言只字對我都有開悟的價值。我對儒家哲學的詮釋一定打上了“新儒家”的烙印，對此我欣然接受而且引以為自豪。但是，我并不完全認同“新儒家”的提法，因為出現了“后新儒家”乃至“新新儒家”之類的自我定義。而“儒學第三期”雖然廣為學者所接受，還是有些爭議。但今天談21世紀的儒學，特別是儒家哲學，范圍應該還是很確定的。

    1962年以來，我的學術生涯和英語世界密不可分。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神學乃至一元神宗教哲學的受惠者。我也從西方宗教社會學、比較宗教史學、現代化理論、跨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政治文化學、倫理學和深度心理學獲得各種審視儒家傳統的角度和方法。我涉獵朝鮮、日本、越南和歐美儒學有年，養成了從文化中國之外觀察儒家的習慣，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國文化自我表述的觀點。同時，我也和印度、阿拉伯等各地的哲學家、宗教家有豐富的交流。這些經歷使我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了較深的認識。我更能欣賞他從不同文化類型與價值取向，而不是從品質優劣或發展先后，來理解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差異。而熊十力堅持良知是“呈現”而不是“假設”的本體證悟，確是我數十年在國際學壇解說儒家哲學的源頭活水。唐君毅以“天德流行”刻畫儒家心靈境界的雋語，一直是我體會“天人合一”的借鑒。牟宗三的“智的直覺”和“圓教”，則是我作儒家哲學的基本思路。

    最近十年國內儒學展現了波瀾壯闊的氣象。不論身心性命，經世致用，訓詁考證，或整理國故，都有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值得稱道的是，不少原來專攻西哲的青年才俊決定奉獻畢生之力致力于儒學的教研事業。他們分別在不同的領域和層次，為儒學開辟了嶄新的“話語”。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子思和孟子的心學在今天能夠發揚光大，和1993年郭店出土的“楚簡”中的儒家文獻有密切的關系。從“楚簡”所顯示的觀念世界，可以肯定《禮記》的部分文本如實地反映了戰國時代儒家大師大德的思想，也可以確定宋元明清四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象山、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戴震，以及朝鮮大儒李退溪所體現的儒家論域，和孔孟之道確有一脈相承的默契，而不僅是因為回應佛教的挑戰才強調形而上學和身心性命之學的。應該說明，我在這里所標示的儒家譜系也包括荀子和董仲舒。

    荀子從“演化論”突出人性，可以作為我們闡述儒家為“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切入點：萬物皆有氣，植物才有生命，動物才有知覺，只有人才有道德（“義”）。人是從無生物、植物和動物逐漸演化而來，因此人性是根源于氣、生和知。可是，生命的出現是演化過程中無法充分解釋的現象。同理，知覺的出現不能從生命的“游戲規則”中導引出來。人是動物，這點無可置疑。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顯示他充分認識到我們的動物性。正如荀子判定人的本質特色是“義”，孟子要我們關注“幾希”，也就是和動物區別的那一丁點。是什么呢？人性本善。

    思孟心學最核心的信念是人的善性。很明顯，孟子所說的不是人可以為善，也不是說人有向善之心，而是人有善性。孟子生于戰國時代，親眼目睹“臣弒君，子弒父”“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的殘暴。在一個看不到一件善行，聽不到一句善言，感受不到一點善良溫情的環境中，孟子如何證明人性本善呢？他舉了一個例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就是如果突然發現一個無辜幼童快要爬到井邊了，是否每一個人當時都會因感到驚訝而不加思索地即有救命之心？如果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孟子就認為這顆還沒有徹底亡失的心即是證明人性本善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孟子的人性本善是為人人皆可通過個人的努力而實現自我的道德人格這一命題建立了本體論和實踐論的哲學基礎。但這一理念的開展不是順著一條線形的思維，而是植根于錯綜復雜的運思模式。儒家沒有采取定義的方式來了解人性。每一個“當下此在”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會有各自的感情生活、社會關系、政治牽連、歷史記憶、美學經驗和終極關懷。從心性之學的深層結構審視，他們共同和共通處不是和其他動物類似的“食色”之性，而是人的本質特色：可以體現同情心的存有。孟子定義“仁”為“人”：“仁者人也”，確有深意。

    孔子回應顏淵問仁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一段話中，“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含義是，一個人如果要想體現仁的價值，那么是沒有任何外人可以幫忙的，也沒有任何外力可以阻攔的，完全靠自己。可是，同情心雖然是每個人本來擁有的能力，卻不是靠主觀意愿即能自然流露的感情。它需要“存養”，需要“凝聚”，也需要“擴充”。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發揮原是“自家無盡藏”的仁德的積極作用，否則，本心是會萎縮枯竭而亡的。因此，孟子的性善說不是浮淺的樂觀主義，它可以解釋我們今天為何常會碰到缺乏善心而且毫無誠信的人，乃至我們的社會到處都充滿了暴戾之氣。但是思孟心學最重要的信息是，即使如此，我們仍可堂堂正正地做人。

    儒家做人的道理，通過文明對話，已經和世界各種精神傳統結盟，成為21世紀超越“世俗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的共通語言。事實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面對人類存活問題的挑戰，除了自己特殊的信仰語言之外，還必須發展世界公民的語言。表面上目前只有現代西方的啟蒙運動能提供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體系。不過，應該強調，21世紀的儒家雖然批判“啟蒙心態”在當今世界的負面影響，但我們充分肯定具有啟蒙特色的現代價值，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民主，科學和個人的尊嚴。如何認識、理解、吸收、適應和融會這些價值，即是儒家現代轉化的關鍵課題。幾十年來當我們正在各地積極參與落實儒家現代化的具體方案時，世界思潮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半個世紀以來歐美的前沿思想，如女性主義、生態意識、文化多樣性、宗教多元性及社群倫理，都對啟蒙心態進行嚴厲地批判。如何超越人類的自我膨脹、工具理性的冷酷、浮士德欲望的宰制、性別歧視、種族歧視、霸權主義、男權中心和占有性利己主義的泛濫，已成為西方最有前瞻性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德性倫理、角色倫理、責任倫理、社群倫理和關懷倫理在哲學界大行其道，肯定“身體”的價值、敬重“地方知識”和關愛地球已成為先進知識人的共識。這都指向一個不爭的事實：一種嶄新的人文主義呼之欲出。

    作為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儒家，提出了每一個有良知理性的知識人都必須關注的四大議題：（一）個人的身體、心知、靈覺與神明如何融會貫通；（二）人與人之間如何通過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動；（三）人類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諧；（四）人心與天道如何相輔相成。我集40年在國際學壇和數十位不同軸心文明的哲學家和精神領袖的對話經驗，期待也堅信“思孟心學”所體現的仁道必能揚棄啟蒙心態所突出的世俗的人文主義，而成為人類二十一世紀探究和平發展不可或缺的參照。《二十一世紀的儒學》一書，即記錄了我在這方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