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去美國加州，遇到漢學家葛瓦利斯。他請我和友人去其住處做客，談談中國文學翻譯的話題。葛瓦利斯常年在澳洲工作，每年回到美國老家生活一段時間。他的房間沒有什么貴重的東西，書房最顯要的地方有一套發舊的中文版《魯迅全集》，旁邊還有各國學者研究魯迅的著作。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動了。一個美國人，常常閱讀的是中國的經典，且有30年之久，其癡情，他周圍的人未必懂得。

    后來我們在國外許多場合見過面，每次都在討論魯迅的作品。他翻譯過章太炎、魯迅的文章，對“五四”前后的文學別有心解。我發現他討厭英語的某些語境，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意識。我猜想，他鐘情于魯迅，可能與其叛逆的性格有關。這位年近六十的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讀解很深，還在澳洲舉辦過多種中國文學的國際學術會議，一個人默默工作，完全燃燒在魯迅的世界里。

    我曾經想寫一篇文章，題為《一個人的魯迅》，記錄其寂寞的學術之路。但雜事纏身，一直沒有如愿。域外漢學界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的興趣，漸漸顯出自己的實績。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的隊伍，也在發生著不小的變化。我每年都參加一些相關的學術會議，見到許多類似葛瓦利斯的人。日本的丸山升、木山英雄，韓國的李永禧、樸宰雨，法國的魏簡，德國的顧彬等。他們或者是魯迅的研究者，或者是翻譯魯迅作品的專家。這些域外漢學家對近代中國的讀解，有許多是從魯迅那里開始的。

    在外國的漢學界里，讀解魯迅最深的，是日本人。他們的成果令中國的學界刮目相看。我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幾乎每年都要接待來自日本的魯迅研究專家，對話里深感其思考之深。自竹內好后，許多日本學者從日本的經驗里尋找與魯迅對話的途徑，已經形成了一個傳統。這比傳統的漢學研究多了現實的因素。對中國作家的瞭望中，他們自身的內省和拷問也得以深化。

    我印象深的漢學家里，在對魯迅的研究中，帶有濃厚的左翼色彩。比如丸山升、木山英雄都是左派，對馬克思主義有獨到的理解。他們的中國文化研究，已經從傳統的中國文化研究途徑中偏離開來，進入了很深的領域。1999年，我到東京大學訪問，被丸山升周圍的學者所吸引。他們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警惕以及東亞思想進化的思考，都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大凡認識這些左派學者的人，都能夠感受到其內心憂郁而溫潤的氣息。

    1945年之后，日本知識分子開始反省二戰的歷史，許多人因為反抗法西斯文化而受到打壓。50年代，丸山升就曾被捕入獄。木山英雄去探望他，彼此互相鼓勵過。他們那時候開始通過對魯迅的研讀，來討論東亞文化的主奴問題，文章帶有濃厚的哲思。丸山升的文字有很強的政治色彩，他對魯迅的反抗意識的描述，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纏繞在一起，但沒有第三國際的左派幼稚病的瑕疵，內中有犀利的目光，對于日本讀者和中國讀者都是一劑新藥，讀后不禁浮想聯翩。木山英雄的文章有德國哲學的超邁和東方的禪思，其詩化感覺給人的沖擊力久久難忘。與他們同時沉浸在魯迅文本的還有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人，他們是繼竹內好后很有分量的學者，開辟了日本漢學的新天地。

    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是很好的忘年交。最為懷念的是丸山升先生，關于他，我們國內已有許多的紀念文章。他的魯迅研究有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問題意識里有驚人的思想力度。他從魯迅的翻譯活動與左翼實踐里，討論魯迅對日本、俄國、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思想的攝取，看其與別的知識分子的差異。在世界主義視閾里討論魯迅，就不是簡單凝視漢語世界的明與暗，而是把中國現代意識里有價值的遺存與世界各國的文化選擇做一種互動的思考。他從反抗奴役的語境里，求索解決日本知識界問題的辦法。那滾燙的文字，烤灼著讀者的心，在痛感里升騰著無量的悲憫。

    這種新的研究完全不同于傳統漢學的理念，已經有了精神的共振，希望在與中國作家文本的對話里，發現本國文化的缺失。丸山升的思路很快在一些國家擴散，被一些國度的知識分子所漸漸接受。比如在韓國，漢學研究中涉及中國近代文化的部分，與本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多少有一些聯系。

    近30年間，韓國漢學家對魯迅的研究形成很大的格局。上世紀80年代，在反抗軍事專制主義的過程，許多知識分子在魯迅那里找到一種精神參照。后來的漢學界對魯迅的討論，與日本左翼學者頗為相似，他們通過研究魯迅文本，思考國民性與東亞的現代性問題。魯迅文本的豐富意象，刺激韓國知識分子尋找一種重新審視歷史的視角。我們從李永禧、樸宰雨、金河林等人那里，讀出一種靈魂的顫栗。這些漢學家在面對魯迅時的目光，有著人生里的疑問和拷問。

    許多韓國學者的魯迅研究文章，帶動了新漢學的發展。那些學者對中國近代遺產的思考，把東亞歷史最為棘手的難題昭示出來。樸宰雨的書房叫“樹人齋”，看出他對魯迅的鐘愛。他周圍有一批魯迅迷，每年都聚在一起討論文學的問題。我每次與他們聊天，都有著親密的朋友之感。聯想起大洋彼岸的葛瓦利斯，彼此的確有著相似的一面。

    第四屆漢學大會近日召開，許多漢學家重逢于中國人民大學。這個時候，我忽然想起那些可愛的中國通們，他們有的已經離開我們，有的還在苦苦耕耘著。百年間，域外漢學界與中國學界的互動，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傳統，薪火至今還在傳遞著。我們瞭望域外文明的時候，遇到與先前的漢學不同的精神，這些已經成為漢學世界不能不關注的存在。今天的海外漢學，已有了不同的格局，且泛出新的色澤。從孔夫子到魯迅，我們擁有了一條偉大的精神之河。這條河不是靜止的、孤獨的，它因為不斷與各種思想的流派的會合而綿延不絕。域外漢學界與中國文化界的對話，既有傳統的重新發現，也有對新傳統的梳理。而這新傳統與今天世界，有著共同思想的聚焦，它不再是靜靜對視中的欣賞，也有彼此身臨其間的精神體驗。人類消除了隔膜的時候，將會在同一天空下同思同想。孫郁（作者為作家、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