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北京戲曲評論家高級研修班講座現場

    這一次應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邀請來華，荷蘭著名漢學家伊維德的日程表幾乎全滿。雖年屆古稀，伊維德的精力仍然相當充沛。他說，中國文化部“東方學者研究計劃”給予的這次機會非常好，能助他實現多個學術夙愿。

    由中國文化傳媒集團中國對外文化傳播中心和北京戲曲評論學會負責行程安排和接待的“東方學者研究計劃”之旅已于9月8日正式開啟。中秋之夜，伊維德與文化部外聯局副局長謝金英等數位文化界人士開懷交談，共慶佳節。接下來的兩周內，伊維德要訪問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北京大學、敦煌研究院、北京戲曲評論學會等文化、學術機構，與中國同仁開展學術交流；還要赴北京琉璃廠、八大處以及甘肅敦煌、蘭州、嘉峪關等地實地查看包括河西寶卷在內的文化藝術遺產。

    其人：響當當的中國戲曲專家

    在漢學界，伊維德是響當當的人物——有資格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的學者，都是聲望與實力兼具的漢學家。除了這一頭銜，他還是荷蘭皇家藝術和科學院院士。他出版的著作、譯著超過50種，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他用英文翻譯的《西廂記》、《竇娥冤》、《漢宮秋》、《倩女離魂》等元代戲劇，被歐美學界視為最重要的參考文獻。

    伊維德以中國古典小說及戲曲版本為主要研究方向，在很多學術問題上有獨到見解，且又不限于此。通過與伊維德數天來的接觸，記者發現，這是一位精于術又勤于思的國際化程度極高的學者，治學時嚴謹規整，思考時活躍開放，立足于古典文獻考據，同時放眼當下社會。

    比如，伊維德認為，對傳統戲曲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僅限于文字的考證校訂，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與藝術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變背后深層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要從元刊本、改寫本到明傳奇中元雜劇故事的版本變化中，看到當時的表演制度、社會功能以及明代宮廷審查等對戲曲文本、戲劇結構的制約。其治學思路令人耳目一新。

    伊維德雖然擅長版本研究，卻極力主張從社會、民間層面看待戲曲的發展與創新，這與他的社會學背景有莫大關系。現在，伊維德對中國民間故事尤感興趣。他以驚人的毅力和執著，投入“孟姜女哭長城”“梁山伯與祝英臺”“天仙配”“楊家將故事”“包公故事”等民間傳說、民間故事的翻譯中，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民間社會、通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文本。

    其事：不堪忍受“啞巴中文”自學普通話

    學問可以基于文本，交流卻必需語言。面對陌生人時，伊維德常會略帶靦腆地說：“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好。”然而，當人們將期待降低之后，他卻以其豐富的漢語詞匯儲備和學術含金量震驚四座。

    羅馬非一日建成，伊維德的成就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達成。實際上，為了學習中文、學說普通話，打好漢學研究的基本功，伊維德年輕時吃了不少苦，繞過不少彎。

    伊維德自認為與很多漢學家不同，他的父母與中國毫無淵源，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國，完全是出于興趣。高中時，伊維德看了兩本小說，一本是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大地》，一本是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狄公案小說》。這兩部書將他的目光引向了東方。

    進入荷蘭萊頓大學后，伊維德立刻選修了中文。不過，這只是“啞巴中文”，大學畢業時，伊維德“一個字都不會說”。

    “我運氣不好，1968年畢業，那時到中國留學基本不可能。”在老師的推薦下，伊維德獲得了到日本留學的機會，但現實再次令伊維德吃了“啞巴虧”——他確實學到了不少關于中國的文化知識和治學方法，學普通話的愿望仍然無法實現。期間，伊維德也考慮過到中國臺灣“學說話”、在香港待了十個月，但他發現那里的人們所講的并不是標準的普通話，于是決定繼續“保持沉默”。

    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此時的伊維德已經成為萊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師，能夠同時閱讀繁體、簡體字書籍，筷子用得很溜。就在這一年，一個將赴中國旅游的荷蘭旅行團找到他，請他做導游。“當時坐飛機的時間很長，從阿姆斯特丹途經法國、伊朗、印度，中途停靠很多國家才能到達中國。”那次帶團，伊維德一口氣跑了5個城市：香港、廣州、長沙、西安、北京。

    后來，在北京大學訪學兩年期間，他終于學到了地道的普通話。那段時光令他至今難忘。“哇哦，這兒的老師普通話講得這么清楚！”說這句話時，伊維德甩出了一個漂亮的兒化音，幾乎讓人忘記他的高鼻梁和藍眼睛。

    其言：京劇比話劇更具現代性

    9月9日下午，在北京戲曲評論學會主辦的北京戲曲評論家高級研修班講座上，伊維德與北京戲曲評論學會副會長張永和、駐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靳飛、監事長徐玉良及北京大學教授高遠東、梅蘭芳紀念館館長秦華生、戲曲理論家周傳家等眾多戲曲評論界人士展開研討、談笑風生。

    這本是一場專業性極強的講座，作為主講人的伊維德卻顯示出了超越領域的遠見卓識。

    在中國傳統戲曲作品的交流上，他主張，要看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帶來的翻譯作品的選擇標準差異，因為西方在選擇作品進行翻譯之際，往往從翻譯者的興趣愛好與作品的可譯性入手，而很少從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與影響出發，因此，不能僅僅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看問題，那樣勢必會造成一定的隔膜，阻礙雙方的理解與溝通。

    談到中國的傳統戲劇藝術，伊維德指出，中國戲曲很具現代性，比如京劇，實際上比后起的話劇更具有現代性。伊維德說，現今中國人談到京劇，往往是指梅蘭芳出現之后的京劇。此時的京劇以西方話劇為對照，建立起了一整套新的規范系統。之前，京劇一直融合、變化，處于自然發展的狀態，到梅蘭芳時代躍為國粹，成為具有代表性的殿堂藝術，其表演、服裝等方面的藝術性得到空前增強，這一過程其實就是現代化的過程。因此，他認為，現今中國戲曲固然不失傳統，但都具備了很強的現代性。

    同時，伊維德指出，不容忽視的是，從18世紀上半葉傳教士馬若瑟把元雜劇《趙氏孤兒》譯成法文傳到歐洲起，到20世紀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改編《灰闌記》，中國戲曲特有的表演美學體系對西方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這種文化交流發揚下去，為人類的文化做出我們的貢獻。”伊維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