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成功源于理念和價值

    我們都知道，現代大學體制可以溯源到德國柏林大學。這座創辦于1810年的大學，早已成為現代大學的典范。而這無疑要歸功于威廉·洪堡的教育改革理念。從制度設計上講，洪堡誠然創立了一套科研與教學合為一體的現代大學綜合體系。但柏林大學的真正成功的地方，毋寧說更來源于理念的力量和價值的塑造。當代德國學者將柏林大學的成功概括為“柏林精神”，認為其代表了德意志大學的精神傳統，熔鑄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遠在德意志還未完成政治統一時，已經在思想上構建出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共同體。沒有這種文化上的統一，后來的政治統一恐怕難以想象。不少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大思想家都為這種“柏林精神”貢獻了思想力量。

    令人吃驚的是，柏林大學在短短十幾年內已完全成形，成為普魯士乃至全德國的思想中心。這一成就的標志性事件，就是黑格爾1818年就職于柏林大學。當黑格爾最終成為柏林大學校長時，這座大學也就躋身于普魯士乃至全德國的思想中心。黑格爾作出的一大貢獻就在于把大學精神和個體精神、民族精神三位一體，同步進行建構。

    黑格爾之所以這樣來討論大學精神，實際上針對的是一個更加重大的問題：德意志民族如何形成一個價值共同體，換言之，面對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沖擊，如何建構起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認同。從黑格爾有關大學精神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的核心價值就在于立足于人文主義傳統的“教化”（Bildung）理念，守護人的精神家園，堅守民族的精神傳統，從而發揮出凝聚力量。大學的意義就在于，培植著個體素養，傳承著民族傳統，同時也提升了人類的精神，并且將個體、民族和人類締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大學應提供知識和思想

    在今天這樣一個重大的變革時代，依照大學的核心價值，我認為：我們的大學就應該給學生們提供兩樣重要的東西，一是知識，二是思想。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不僅與知識的生產和積累息息相關，也離不開思想的推動和引導。

    不過，我們大學提供的知識和思想都有其特殊性，在我看來，大學要提供的應當是真的知識和好的思想。從好的一面來說，知識就是力量，可以引導一個民族、引導全人類向上發展。不過，從壞的一面來說，工具理性的宰制似乎同樣是知識難以避免的結果。康德早有先見之明，他認為應該懸置知識，從而給信仰留出地盤。這樣一種緊張今天仍然是我們大學的困境之一。我們猛烈地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物化，正是因為知識在引導我們向前、向上的時候也可以引導我們向下，甚至會把我們帶偏。德國這個思想的國度，同樣無法避免這個難題。大概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樣更富有知識，也更富有思想。但是世界上也沒有哪個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樣因為知識和思想而干出了極具破壞力的事情，比如兩次世界大戰。所以說，引導我們求真，求善，求美的，應該是真的知識和好的思想。

大學應成為觀察者和參與者

    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全球范圍內大學的制度和生態趨于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學術自由的原則逐漸被資本的運行邏輯所取代。這種“學術資本主義”僅僅將大學視為知識生產的車間，而不考慮知識對人類的貢獻，泯滅了社會關懷和人文關懷。海德格爾早已將大學中的被異化的科研稱之為“企業活動”（Betrieb）。與這種技術性思維相伴隨的，必然是大學的平庸化。“學術資本主義”興許可以造就某種學術共同體，但這種學術共同體毋寧說是學術上的利益共同體，它泯滅了大學精神的批判鋒芒，將具有崇高目標的學術活動變為冷冰冰的利益計算和分配，將學術共同體的交往與互動，轉變為毫無創造力的機械生產。長此以往，不僅無法形成具有良好的知識創造與交流的學術共同體，更不利于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民族的團結，甚至會侵蝕我們民族價值共同體建構的精神基礎。

    大學在堅守自身精神家園的同時，還應當保持一種批判性思維的敏銳性。因為現代大學精神所依憑的學術自由和堅守精神，無非是指一種反思的姿態。這就要求我們成為社會進程中的冷靜觀察者和積極參與者。觀察者的身份可以幫助我們理性地思考和把握復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參與者的身份可以讓我們免于陷入冷漠的科學主義，讓我們不至于丟掉建立在民族文化傳統基礎上的人文關懷和價值追求。唯有如此，才能捍衛大學的核心價值，發揮大學對社會的引領作用，實現大學精神與民族精神的同構發展。

    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 曹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