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熱是個偽命題。”時事評論員阮次山說得斬釘截鐵。

　　這段1912年至1949年的短暫民國歷史,在今時今日總被冠以各種美好反復提起,有人甚至下了“民國之后無大師”之類的判斷。然而,看得見鶯歌燕舞,也應看得見顛沛流離。歷史往往關注權貴與名人,光鮮背后,實際是一個不適合百姓生存的動蕩年代。

　　作家黃惲為這個時代抱不平,“說實在的,人性是不變的,民國知識分子的毛病；我們這個時代也有,民國知識分子的優點,我們也有。只是當年比較容易受關注,如今湮沒在人海之中,不被覺察。”

　　胡適關門弟子引發的熱潮

　　時光回到2009年,那一年,著名民國學者劉宜慶出版新書《絕代風流》,一時間媒體蜂擁而至,鋪天蓋地的評論報道,讓作者自己都沒想到。

　　2011年,有記者在書店查詢臺輸入“民國”二字,顯示的搜索結果有700余種——這不包括已經下架的圖書,以及仍在架上但書名中沒有“民國”二字的圖書。

　　有學者認為,民國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后來走過三個階段,分別為80年代到1995年前后,1995年至2000年,2000年至今。

　　人文學者智效民說,上世紀80年代引進了很多西方的思想,80年代后期到1995年前,是認識民國的早期階段。

　　著名作家岱峻認為,“民國熱”肇始于撥亂反正以后,這有著深厚的歷史原因。“胡頌平先生寫過一本《胡適晚年談話錄》,書里有這么一段話。他問胡適先生,為什么臺灣沒有一部完整的中華民國史?胡適先生說,兩岸沒有統一,大陸的東西我們不能看到,既然不能看到,你說能有一部完整的中華民國史嗎?”

　　岱峻說,中國歷代對待歷史的態度,一向是隔代修史。比如民國的時候修清史很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修民國史,也是很困難的。一段時期,我們對民國幾乎是采取屏蔽的態度。“比如我研究的幾個方面,中央博物院、教會大學等,這些在民國時期是主流學術研究機關,但是在1949年以后,這些東西幾乎都不提了。”

　　著名民國研究者岳南說,在“文革”之前,提到民國時期特別是國民黨的官僚與軍隊,全是壞的。80年代之后,各方面的限制放開了一些,民國時代的東西猛長起來,引起大家注意,此為大背景。

　　“民國熱的發端,應該從唐德剛先生在大陸發表著作開始,唐德剛是胡適先生最后的弟子,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一些關于民國的著作,比較早地進入大陸市場。這對胡適、傅斯年等民國學人以及蔣介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礎材料。”岳南說。

　　泥沙俱下的出版物

　　岱峻說,1995年到2000年前后,出版界跟上來了,出版了大量關于民國的書籍。這段時期可稱為民國熱的第二個階段。但同時,民國的史料仍然存在局限,著名學者周為筠說,傅國涌在1999年第一次提筆寫與民國有關的文章時,幾乎沒有什么現成的資料可供參考,所有的情節典故都是從傳記、回憶錄等原始材料中搜集得來。

　　“除了歷史的封閉,人們喜歡談論過去,也是民國熱的必然。”學者劉宜慶說,民國距離現在比較近,往上數三代,很多人都在民國生活過,很多歷史文化傳統和自己的生活緊密相關。“比如陳丹青,他父親是參加過北伐軍的。比如錢理群,他的父親錢天鶴在民國是有威望的知識分子,很多人關注民國,就是因為跟自己有關系。”

　　隨著思想的進一步開放,更多被封存的史料慢慢涌出。2006年3月,蔣介石日記第一次向公眾開放,第一批開放的是1918年-1931年部分。第二年4月之后,日記其他部分陸續向公眾開放。

　　史料的豐富,也把民國熱推向了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競相出版的民國相關圖書,卻漸漸走偏了方向。

　　有學者統計,僅2002年,有關民國的圖書就出版了100多種。“民國圖書的火熱,帶來的是盲目跟風。比如廣西師大出版的民國類圖書比較流行,就會有出版社跟著出。”劉宜慶說。

　　湖南兄弟文化公司總編輯、前《書屋》主編周實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每一次出版熱潮中,真正的精品總是只有很少幾本,大部分都是粗制濫造的應景之作。結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進一片沼澤”,突然涌起的民國熱泥沙俱下,把一些優秀的作品埋沒了。書寫民國的歷史和軼事從第一手材料的發掘,逐漸變為互相摘抄。

　　與此同時,智效民認為,民國熱迎來了它的第三階段。“第三階段應該是從2000年至今。”

　　以前是丑化,現在把民國神化了

　　著名民國史專家傅國涌說,民國熱是一種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懷舊,而是尋找,是一種路徑依賴——試圖將當下的社會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國時期已建立的傳統上。

　　在這個背景下,人們從質量參差不齊的書本中得知民國歷史,開始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重新審視當下,“民國之后再無大師論”、“民國精神論”層出不窮。“當下社會的一些缺失,會對歷史產生一種依賴,所以人們會懷念民國時期的教育、學術等。”

　　“偽命題。”談到民國熱,著名時事評論員阮次山說,民國并非人們所幻想的那樣。“我在不同場合都說過,民國在清朝和新中國之間,時間很短,1912年至1949年,像一個短暫的混亂的夢一樣,從歷史上來看,它絕對不是一個適合老百姓生活的年代,安定的時候很少。幾乎每一年都有大的戰爭,就老百姓生存狀態來說,是非常差的。”劉宜慶說得很直接,“最簡單的道理,假設民國就像今天描寫得那么民主、自由,蔣介石在1949年為什么還會丟掉江山?”

　　在岱峻看來,如果說1949年之前民國的歷史被丑化的話,現在民國熱就是把它神化了。“比如很多人推崇蔣介石,說他嚴明治軍,其實蔣介石就是獨裁者,這是真實的歷史,再怎么書寫也改變不了。”但他承認,民國確實出現了不可復制的大師,比如梁啟超、陳寅恪、胡適等,但他們的大師之路,卻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歷史背景。“錢學森先生問,為什么民國以后就沒出大師?在我看來,民國時期,科舉被廢除,有了斷裂,再加上西方思想的傳入,民國學術有了自由發展的天地。”

　　劉宜慶說,民國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辦高等教育的機制,“民國的文化機制比較活,因為當時處于動亂年代,民國政府沒有太多精力來管文化人。”但民國大師的出現,也有固有的軌跡。“民國知識分子,很多祖上就是官吏,比如陳寅恪的父親是封疆大吏,家庭有實力,使他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聞一多的祖上也是做官的。胡適出身算是很普通,但父親也在臺灣做過縣太爺。”

　　對于20多歲就能當大學教授的現象,劉宜慶說,從20世紀初,第一批中國留學生開始走出去,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來讀碩士、讀博士。有些人回國后,二十來歲就能當上教授,這和當時的大學剛誕生很有關系。“最早出去留學的一批人,大多是一八八幾年出生的,胡適是1891年出生的。像胡適很年輕就被聘為教授,但是當時不聘他聘誰啊?”劉宜慶說,當時社會上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像梁漱溟寫了印度哲學的一篇文章,被蔡元培看到了,就聘請他到北大當哲學老師,這和當時的大學制度,以及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都有關系,“民國的學術和政治環境,是不可以分開單獨討論的。”

　　著名作家黃惲說,很多時候,我們談論民國、民國熱,都不是為了作學術研究,而是作雜文,借古諷今,這個風氣,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勢。我越讀民國書籍和報刊,越覺得民國熱可悲,可悲的是每況愈下的知識分子地位,造成一種懷戀,美化了當年。說實在的,人性是不變的,民國知識分子的毛病,我們這個時代也有；民國知識分子的優點,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只是當年比較容易受關注,如今湮沒在人海之中,不被覺察。

　　穿越百年的目光,難免夾帶私心

　　“我記得曾經看到大學生拍民國范兒的畢業照,覺得很不可思議。”劉宜慶說,她們扎著小辮子,穿著像林徽因一樣的藍袍子。也許這就是文化出版對于大眾的影響,可是民國范兒有了,民國精神呢?

　　岳南說,歷史往往更多地去關注權貴與名人,卻很少真正關注底層的人民大眾,許多年后,研究者研究當下這段生活,會與現在研究民國時代一樣,往往被表面的文章與字句遮住了眼睛。“所以很多普通人認為民國熱浮夸,只看到上層人物的生活,而沒有關注下層人民的生活,缺少悲憫。”

　　岱峻說,看待民國的歷史,應該是理性的,“比如在看到民國大學教育機制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對當時的環境有所認識。“并不是國民黨主觀想給予寬松的環境,國民黨也想把錢穆的國史大綱作為教材,但是失敗了。”

　　劉宜慶說,民國是一個未完的時代,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未完,政治的改革也未完,一切都只是開了一個頭,時代應該把進步的東西銜接上,把糟粕丟掉。“民國熱需要降溫,要看在哪一方面,寫民國就是寫歷史,不應該虛構,不應該背書,我覺得這是一個要降溫的方面。”與此同時,岱峻認為,民國的精神和情懷,應該是被繼承的。

　　一名記者說,當我們的目光穿透百年中的革命、戰火、貧窮與復興,重新書寫那個距離我們并不遙遠的時代時,有些作者難免會帶有一點當代人的“私心”與“偏見”:希望從中找出對當代有所幫助的答案。而這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舉凡今天討論的話題、歷史片段,總是被刻意選取的、被當代需要的歷史焦點,而絕非當年的全景。

　　周為筠說,民國熱對很多大眾來說是看逸聞趣事,從民國題材里可以讀到一些故事性的段子以供談資,又可以了解民國的人情世態豐富眼界,而一些作品中包涵的微言大義的東西卻不被重視。這些寫民國歷史的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其實都是潛伏在文字背后的。

　　“慎終追遠。”岳南說,這個慎終,是謹慎地思考人生于天地之間的意義。追遠,就是看看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了些什么,在自身與先賢之間做一個對比,應效法先古圣賢成就的人格與理想事業。每個人都這樣去思考、去學習、去做事,人民的道德就自然敦厚了。 本報記者　陳瑋　任磊磊　實習生　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