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北京段
 

    大運河歷史水系在古都北京營造、發展、傳承、利用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一是對北京城市的營造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大運河水系供給了磚石、木材等大量的建筑材料，確保了都城的順利營造。因此，有北京城是水上漂來的說法。此外，沿運河水系形成了倉廩、寺廟道觀、橋梁等眾多歷史文化遺產，豐富了古都風貌。

    二是對北京城市格局的規劃、塑造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大運河供水系統（如甕山泊，今頤和園），為都城提供了生活用水和園林景觀用水，傳承、發展了六海水系及北海等皇家園林體系。明清兩代六海水系作為北京城水利樞紐的核心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直至今天，這些皇家園林和水系仍在發揮著維系城市中心區生態系統、調節小氣候、創造宜居城市環境的重要作用。

    三是為國家統一和政權的穩固做出了重要貢獻。大運河水系溝通了古都北京與中國南方經濟發達地區，在確保了都城所需物資源源不斷輸送的同時，也為政令的執行和邊疆防御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穩定。

    四是推動了水利工程建設和工程技術的發展。主要是歷史水系開鑿、維護等工程，建設了一系列河道、橋、閘等水利工程，促進了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至今，仍保留有西城區澄清中閘（萬寧橋）、澄清下閘（東不壓橋）和朝陽區平津閘等水工遺產。

    五是對大運河沿岸文化交流、風俗傳統等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大運河運行過程中，促進了南北方各地區的文化、風俗、飲食、工藝等交流融合，如南方的戲劇、飲食文化等隨同運河水系一同傳遞到了古都北京。

    城市水系的傳承利用又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城市水系傳承利用體現中國歷代城市的規劃營造傳統。我國古代城市的營造選址、街巷肌理等都與水系有密不可分的聯系，水系規劃是城市規劃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千百年來，歷代城市規劃建設者將天然的河湖水系、湖泊池藻等與城市的規劃設計結合起來，城市規劃建設十分重視城與水的密切聯系，有的城市甚至通過人工疏浚、開鑿等方式將水系引入城市中，形成剛柔并濟的城市，既為城市提供必需的水資源，又營造各種園林水系景觀，完善和豐富城市的人居環境，中國古代的城市尤其重視這一點。

    自13世紀的元代起至今，700余年中六海（南海、中海、北海、前海、后海、西海）為中心的水系一直是北京歷代都城的中心。河湖水系不僅對元、明、清等歷代王朝的宮殿選址、營建，而且對三代都城的選址、建設，以至現在北京城市格局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空間意義上，水系的存在不僅奠定了元代的都城、皇城、宮城基本格局，也因此奠定了此后北京城700余年的基本格局，對北京城的形成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元大都以來，六海水系一直是北京城市最為重要的水利系統。直至今日，仍在城市景觀、生態、供水、蓄水、排水、泄洪等各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水利樞紐的作用。

    二是城市水系傳承利用體現中國治理國家與社會的傳統文化。禮樂文化，按照周公“制禮作樂”的說法，大致在殷周時期系統地建立了一整套禮樂制度，“樂統同，禮辨異”，也就是說“禮”是強調秩序的，“樂”是強調和諧的。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中國的城市與建筑的營造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同的等級在建筑上體現了不同的位置、布局、高度、屋面形制以及色彩等秩序特點，即為“禮”；而不同的建筑能夠保持各自的個性，通過水系的溝通與靈活穿插，有韻律地形成一個整體和諧共處，即為“樂”。既強調不同建筑類型的基本秩序與規則，維持其禮制分明的建筑特色，又保持不同建筑、園林、水系的差異和各自特色。

    儒道文化。儒道互補是2000多年來中國思想一條基本線索，體現在建筑領域，中國的傳統建筑既有等級秩序嚴肅的一面，也有自然山水融合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面；儒道思想共同的泛神論也使中國的傳統建筑不同于西方教堂等宗教建筑那種高聳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蒼觀念，而是擺脫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識，是入世的、與世間生活環境連在一起的，即便是宗廟建筑也是神人同在的；中國傳統建筑將木結構建筑運用發揮到極致，建筑的平面鋪開的有機群體，實際已把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進程，表現在建筑物嚴格對稱結構上，展現嚴肅、方正、井井有條（理性），構成了中國建筑的基本審美特征。隨著文人士大夫追求更為自由的藝術觀念和審美理想，園林藝術也日趨發展完善，強調“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強調建筑與山水（甚至風水）、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即王國維所說的“境界”之美。當然，浪漫主義始終沒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圍，在建筑中仍然沒有離開平面布局的理性精神基本線索，玩賞的自由園林（道）來彌補居住的整齊建筑群落（儒），與儒道哲學思想的對立補充關系一樣。平面鋪開的胡同四合院的規整格局、肌理以及建筑、庭院、園林、水系有機組合，營造城市、庭院中強調的建筑與園林、山水的有機結合，根據不同的場所與功能布置不同的特色，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北京市文物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