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王旭明何出此言？如果現在語文課至少一半不該學，那么該如何改變？王旭明的答案是，“應該盡快將古代詩文恢復過來，增加傳統文化在語文教材中的比例，大力改進現有的教材和課程。”僅僅一筆帶過，顯得過于簡略。身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不僅應該給語文教材體檢，更應該診治，或開出藥方，而且應是更詳盡、更科學的藥方。

　　其實，聯系到此前王旭明的多次發言可知，他認為，語文課程標準對語文的要求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現在的課文，有時片面強調工具性，有時又片面強調人文性，在統一上做得不夠。王旭明舉例，比如說，打開小學一年級的語文書，第一頁的課文原來是《我愛上學》。經過討論，我們認為《我愛上學》沒有問題，但《我愛上學》并不是語文課要解決的任務，語文課要解決的是我愛學語文的問題。應該說，這番見解不無道理，且符合孩子的認知規律。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就曾倡導改革中國兒童教育。理由是，西人強調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循序漸進，而在中國則與之反；西人重視理解，而在中國注重識記；西人注意直觀教學，實物教學，而在中國只注重言語文字。兩相對照，西人的做法顯然更尊重規律。我們這代人，乃至上代、上上代人，或許都曾深受語文教材、語文教學的煩擾，被迫注重識記，甚至陷入主題先行的苦惱。今天，我們有理由對孩子負責，有責任做到遵守教育規律。

　　如何做到？首先應改變過于教條、空洞、虛假的現象，回歸真實、自然和感人。《收獲》雜志副編審、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葉開，曾歷數語文教育的“罪惡”——教育思想意識形態化，語文承載過多道德教化功能，很多是虛情假意偽道德和舊時代奴化思想糟粕；語文教材編寫粗制濫造；語文課文選材目光狹窄，很多課文涉嫌剽竊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則飽受修改、刪節的蹂躪；語文教法落后；語文教材本位主義。這些罪狀，或多或少存在，我們被這些教材、這種教育“灌輸”長大的人，也或多或少都有體會。

　　我們的教材過于強調有意義，而忽略了有意思。教材也許不能排斥有意義，但絕不能太有意義，而喪失了有意思。語文教材別承載太多功能，能夠回歸自然，足矣；能夠豐富有趣，最好不過。梁啟超曾在致子女的信中說：“我的生活內容，異常豐富，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我雖不愿你們學我那泛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也想你們參采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生活內容如此，語文教材豈不更該如此？

　　至于增加傳統文化在語文教材中的比例，確有必要。但是，增加多少篇幅也該探討，過猶不及，如果語文教材遍目皆是古文，也就陷入另一個極端。1月19日的人民日報理論版刊文稱，時下，學習傳統文化有成為熱潮之勢，其中包括“讀經熱”。“讀經”是學習領會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形式，這一點毋庸置疑。但“經”畢竟是封建社會和小農經濟時代的產物，其中包含許多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內容，尤其是欠缺現代科學的內容。建構現代精神家園，僅靠“讀經”是不行的，還應注重現代科學研究和教育普及。

　　誠哉斯言！讀經熱得發燙，高燒不退，就可能把好經讀歪，如果經本身就有問題，更容易毒害讀經者。讀經不宜過濫，教材中的古文不宜過多。做什么事都不宜一窩蜂，增加語文教材中的傳統文化比例，亦是如此。

　　語文教材改革，不能撇開“老祖宗”，但也沒有必要仰賴“老祖宗”，“老祖宗”畢竟不是萬靈丹。我們的教材需要“老祖宗”來撐腰，或從“老祖宗”那里汲取營養，但是，應老、新結合，即應有新思想。如梁啟超的話，教育目的是培養新民，新民必須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質，諸如國家思想、權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險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氣、毅力等。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