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指出，教師職責第一位的就應該是“傳道”，他說，“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于詩文之中蘊涵向善之道，這是中國古典文學一個悠久的傳統。中國被稱為詩的國度。詩，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廣大的生命力和輻射力，都是源于承載了維護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具有超越時空的教化之功。

    本期的三篇論文，都與詩道與詩教相關。趙敏俐教授對“詩教”傳統的建立及其內涵作了梳理，論述了詩教在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塑造過程中曾經發揮過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當下文化建設中的現實意義。林繼中教授認為杜甫被譽為“詩史”不僅是因為他以詩證史，而且其詩作反映了當時歷史的主流，補史家所遺之民心思唐的“氣運”，建構了一種愛國主義情懷。朱聞宇博士通過對蔣驥運用孟子“知人論世”理論研究屈原作品時表現出的特點，指出“知人論世”不僅在求詩人之真，更是為了挖掘詩人承載的引導人性向善的詩道責任。

    在中國傳統價值觀中，“文”是評價一個人的德行和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桿。《尚書》贊揚堯“欽明文思安安”，舜“濬哲文明”，禹“乃武乃文”。周公制謚法，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皆可曰文。孔子贊揚周朝“郁郁乎文哉”。文就是文明，也就是堅持善道。文明沒有明確的起點，也沒有終點，而是一個不斷堆積和不斷擴散的過程。《易傳》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明精神教化天下，正是中國先賢推介文化之意。

    禮是社會秩序和行為規范，是帶有一定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而樂則以愉悅心靈的詩性方式，對社會起潛移默化的作用。《禮記·樂記》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之所以感人，在于以樂配詩。《文心雕龍·樂府》說：“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又說：“故知季札觀樂，不直聽聲而已。”禮樂結合，能最大限度地引導社會向善。《毛詩序》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在中國傳統的學科體系中，一切從事關乎文明教化等人文內容的人，都稱為文學或者文學之士，他們的著述則統稱文學。中國古代人的學科之所以沒有如西方現代學科分野那樣枝節，不是因為古代中國人缺少學科意識，而是與古人對傳播文明的重視和對文學教化功能的高度期待密切相關。中國古代文學以經學為典范，以原道、載道為價值追求，以簡潔典雅的文字，表現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記敘現實中發生的人與事，以期引導社會向善。中國文學影響力的萎縮，詩的承載力的下降，都伴隨著社會的衰退，人心的沉淪，以及詩道的喪失。《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編輯《詩經》的標準是“取可施于禮義”。《漢書·藝文志》贊揚戰國時“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宋玉、司馬相如以下，則“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感嘆“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白居易《與元九書》說：“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當詩喪失了寄托，也就背離了詩教，沒有了詩道，離死亡就不遠了。反之，一個偉大的時代，必然伴隨著詩教的光大和詩道的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