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最近熱門話題，那么流傳千百年的“一路”里究竟隱藏著什么樣的歷史密碼？它對我們當下的發展又起到什么樣的作用？5月18日至9月30日，將在浙大紫金港校區基礎圖書館舉行的《從敦煌到犁靬(音jiān)：浙江大學新獲絲綢之路研究外文文獻展(一)》，也許能讓我們管中窺豹，了解一二。

　　提起絲綢之路，有兩個西方人的名字是繞不過去的——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20世紀初，他們進入敦煌，除了帶走大量文物外，也對當地進行了地理、考古調查。回到歐洲后，文物被學術機構珍藏，報告則震撼了學界。

　　盡管這些“探險者”的角色始終不那么光明磊落，但從學術層面來看，他們留下的記錄具有無可取代的史料價值。首次高清晰發布的斯坦因敦煌佛畫繪畫圖錄，和他的三次敦煌考古報告，都被視為研究敦煌最重要的基本資料；而伯希和與他的攝影師努瓦特在《敦煌石窟》中記錄的石窟原貌，今天許多已經消失，只能從書中追尋。

　　這些珍貴的圖書和資料，都將在這次展覽中露面。一些珍本，我們以前只能在哈佛大學圖書館這樣的學術機構里才有機會見到。展覽由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浙江大學圖書館、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辦。

　　用城市考古報告

　　勾連起真實的絲路文明

　　四年前，浙江大學開始籌建藝術與考古圖書館，這些圖書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從全球范圍內覓得的。目前，浙大關于絲路專題的圖書收藏已達到5000余種。

　　這些書大多圖文并茂，還配有細致的數據——它們與普通書籍有所不同，更確切的“身份”，是考古調查或報告。

　　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即綠洲絲綢之路，經由中國敦煌，結束于埃及的重要港口亞歷山大里亞(就是《史記》中所稱的“犁靬”，開通于公元前2世紀，張騫在西域的探險，后因唐代政權在西域的結束而關閉。

　　這段歷史中，人類迎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時代。

　　所謂“絲綢之路”，就是這全球化時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往來其中的，有使臣、士兵、商人、僧侶，他們帶來了西方織物、中國絲綢、印度香料、波斯金屬器、中亞良馬等。此后，任何一部關于世界古代文明的敘事，都繞不開絲綢之路。

　　東西方文明在絲綢之路交匯中發生的歷史事件，遠比家喻戶曉的張騫出使西域要豐富，但因為文獻記載少而模糊，要還原關于絲路的歷史細節，主要依賴于考古調查和發掘。

　　此次展覽，便選擇了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沿線城市，用這些城市的考古報告，來勾連起真實可靠的絲路歷史與文明——它們都是絲路歷史與文明發生的主要地點，19世紀以來迄今的絲路考古，也主要集中于這些城市的遺址。

　　近代絲路沿線的考古發掘，起步于19世紀，一開始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主持，后來中國建立了完整的考古系統。經過一百余年世界考古學家的探險、調查、發掘，湮滅千余年的絲路歷史，才開始呈現一個大體清晰的輪廓。

　　“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其實是典型的西方視角

　　今年年初，大英圖書館中國部前主任伍芳思在杭州開了一場講座，名為“絲綢之路與敦煌文獻的西方視角”，在講述生動而有趣的細節前，她特別強調了“西方視角”這四個字，提示我們，看待絲綢之路，不同文明、地域、國家、人，認識都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提示在于，今天，我們如何看待絲綢之路，以及絲綢之路中的中國。

　　很多人或許并不知道，“絲綢之路”這個名字，便是一種典型的西方視角，它發自19世紀的德國學者李希特霍芬。自古希臘以來，中國就以“絲國”著稱，在李希特霍芬自幼熟讀、奉為經典的拉丁作品里，就記錄了羅馬上層對絲綢的狂熱。

　　但在絲綢之路上，與絲綢一樣重要的，還有宗教，還有香料、金器、黃金、寶石等等，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更為重要的是來自中亞的良馬，因為它賦予了漢朝擴張的能力。因此，從重要性而言，這東西交通的網絡，可以有不同的命名。

　　浙大文化遺產研究院繆哲教授指出，“絲綢之路”的命名，正是著名學者薩義德所稱的“西方對東方規訓”的一種。他請讀者試為“絲綢之路”改一名字，如“佛教之路”或“良馬之路”，來體會一下它所帶來的文化心理的暗示。

　　今天，當我們重新談論絲綢之路時，文化學者的視角，是一種新的啟發。在展覽圖錄的序言中，浙大副校長羅衛東說，絲路文明，特別是敦煌學研究，幾乎伴隨了浙江大學118年的辦學歷史，常書鴻、向達、姜亮夫、蔣禮鴻幾代學者薪火相繼，取得了稱譽學林的輝煌業績，展覽既是對這些前輩師長的紀念，也對師生和校友作了一次相當有意義的絲路文明教育。

　　浙江大學計劃自今年起，連續舉辦三次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外文文獻展，這一次是“綠洲絲綢之路”，接下來是“海洋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研究為主題的文獻展。

　　平日里，這些珍本被細心珍藏在浙大很古典氣的外文書籍特藏室里。展覽前，繆哲教授向記者展示了一部分。這些書在出版時就已是重要的學術資料，大多是大部頭的樣式，古典考究，書籍裝楨、印刷水平等細節，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

　　《敦煌石窟》

　　作者：法國學者伯希和

　　1908年，伯希和進入敦煌莫高窟，除了挑選藏經洞文書、佛畫外，還對石窟進行了編號、測繪、記錄。他的攝影師努瓦特拍攝了石窟壁畫，伯希和則抄錄了壁畫題記。《敦煌石窟》就是努瓦特的攝影記錄，內容為伯希和記錄的第1~182窟的外景、洞窟彩塑和壁畫，368張圖版，對北魏至北宋時期莫高窟，做了全面系統的記錄。這套書記錄的石窟原貌，有許多今天已消失。

　　《千佛：中國西陲敦煌石窟寺的佛教繪畫》

　　作者：英國學者斯坦因、賓雍

　　斯坦因劫自敦煌的文物中，以盛唐至北宋的繪畫最著名，其中包括絹本、麻布本與紙本繪畫，以及幡畫、刺繡畫及錦織等，總計約500余件。1921年，斯坦因揀選其精品，印成對開精美圖錄《千佛》。圖錄由48幅單頁圖版與一冊文字構成。撰文者賓雍在圖錄中，對作品材質、技法、造型風格與圖像學內容做了辨析。這是敦煌佛畫的首次高清晰發布，也是敦煌學研究的基本史料。

　　《阿富汗卡塔干省與巴達克山省的調查報告》 作者：阿富汗史官布爾汗丁·庫什卡奇·汗

　　這本書對研究古代絲路地理、考古及20世紀初阿富汗脫離英國獨立時期的歷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波斯文原版，除浙大所藏外，全球僅存兩部，分藏于哈佛大學與倫敦亞非學院，但兩者皆缺少最后四頁，浙大所藏此冊是目前全球已知唯一完整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