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大案告破，文物追回，讓人興奮，但案件暴露出的集團化、智能化、專業化的犯罪趨勢，著實讓人憂慮：我們該怎么保護地下文物？對于地下文物埋藏豐富的地區，尤其是地廣人稀的區域，如何確保文物安全？這確實是一道棘手的難題，但也是一道必須破解的題目。就此，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

文物保護應納入政府績效考核

    采訪中，有專家建議，應強化政府主體責任。相關人士介紹說，從法律規定上講，《文物法》第一章第八條明文：“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保護工作”；從執政職責上講，文物是建設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地方政府理應承擔起主體責任。然而近些年來，由于受到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的壓力，地方政府經常置身于保護文物和發展經濟的兩難境地，甚至站在文物保護的對立面，政府法人文物違法行為屢見不鮮。

    為此，專家建議：應把文物保護責任納入各級政府績效考核內容，盡快建立和完善文物違法行為行政責任追究和監督機制，嚴肅處理文物違法案件中負有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涉嫌違法犯罪的要堅決移交司法機關。各級文物行政主管部門要切實負起責任，加大執法力度，對損害文物行為要敢于主張權力，必要時甚至可以提起公益訴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伸向文物的“權力之手”縮回籠子。

    此外，業內人士指出，加強文物流通管理也迫在眉睫。近些年來，隨著民間收藏的升溫，各種民辦博物館、民間文物組織也方興未艾。一些民間組織和民辦博物館打著文化的幌子干著違法的勾當，成為非法盜掘的棲息地和終點站，發生在遼西、蒙東的這起文物大案中，就頻繁出現了“紅頂”民間文化商人的影子。據說，正在修訂中的《文物法》會對文物流通、保護、收藏方面的規范和治理做出明確規范，讓人充滿期待。

群眾參與可使文物保護事半功倍

    “如此眾多的文物古跡，即使公安與文物管理部門實現了無縫對接，仍然難免百密而一疏。”一位業內人士介紹說，以遼寧省朝陽市為例。它是我國著名的文物大市，已公布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動文物達6213處，占遼寧省文物遺跡1/4。其中，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項目1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1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6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52處，市、縣（區）級文物保護單位587處。而朝陽文保分局僅有十幾個人。其實，這在全國已算是很好的了，有些省市公安機關中，文保只是一個科室，而更多地方沒有設專門負責文保的警察。

    今年年初遼寧媒體報料：建平縣寬昌溝村“小北山”一處遼代古墓群被多次盜挖，記者到當地采訪了解到，該縣共有1000余處文物保護單位，但只有3個人在管。為此，專家建議：文物大市要守住地下寶藏，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提高人民群眾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和積極性，充分發揮文保志愿者的力量。

    有專家指出，建立并完善文物保護補償機制也有利于激發全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熱情。朝陽袁臺子壁畫墓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村民魏洪喜在院里打井時發現了它。由于沒有太好的辦法保護壁畫，考古人員只好對古墓進行了原地回填、封存保護。按理說，魏洪喜一家應遷出古墓區范圍，周邊還應當設立控制帶，但由于當地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錢，魏洪喜一家人仍然住在原地。縣里每年給300元錢，委托魏洪喜幫著看護。如今，魏洪喜已經去世了，看護古墓的任務交給了他兒子，看護費也由每年的300元漲到了500元，然而，500元能保證“國寶”始終安然無恙么？考古專家告訴記者，有人在上面起居生活，對古墓內的壁畫肯定有影響。

    專家指出：《文物法》雖然針對公民和法人保護文物、上交文物等行為做出了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的規定，但由于其規定的過于籠統，且標準定于20世紀70年代，已嚴重脫離當前實際，因而很難起到應有的激勵效果。因此，專家一直呼吁完善文物保護的補償機制，針對補償原則、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方式、補償標準及資金保障做出明確規定，以更好地激發全社會保護文物的積極性。

    （本報記者 李韻 畢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