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陵”“蒼山”反復換、“襄陽”“襄樊”來回改，借用旅游景點名、爭打“名人故里”牌……地名是記錄歷史文化的“活化石”，而近年來，一些地方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造成千年古名朝令夕改，歷史古城頻遭易名。

　　近日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在全國地名文化建設研討會上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慎重更名，地名要“記得住鄉愁”。參會專家指出，重視地名文化就是重視國家與民族歷史，“任性改名”改丟的不僅是“鄉愁”，更是整個民族的記憶。

　　現象

　　有的千年地名朝令夕改

　　近些年，一些地方出于各種目的，頻改地名，甚至有些貌似方便、洋氣的新地名、怪地名出世，部分蘊含人文韻味、精神圖騰的老地名被擠下了歷史舞臺。

　　——借名牌效應開發旅游。借中國首個國家森林公園之名，1994年湖南大庸市更名為張家界市。為靠向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筆下永恒寧靜之地“香格里拉”，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2002年更名為香格里拉縣，2015年又“晉級”香格里拉市。

　　名人、名企、典故也成為被“攀附”的對象。一些地方人士為本地積極動議：擬將貴州仁懷市改為“茅臺市”，將河南鹿邑縣改為“老子縣”，將貴州水城縣改為“夜郎市”。還有多地雖未改名，卻爭打“名人故里”品牌：曹操故里、墨子故里、徐福故里……甚至“西門慶故里”都被列入爭搶名錄。

　　——借行政區域規劃變更“復名”。在部分轄區調整中，地名不斷變更，而一些曾被改名的地區也借機“復名”。1950年起云南思茅地區先后經歷了寧洱、普洱、思茅多個名稱，2007年又更名為普洱市。而神農后裔封王處、“扼四方之襟要”的古城陜州，也因黃河水利樞紐工程被改稱三門峽市。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湖北襄陽鎮1950年與樊城鎮合并后改名襄樊市，2010年又改回襄陽市，實現文化回歸。屈原寓意“圣地”的名邑“蘭陵”、關羽大意失掉的古郡“荊州”，也先后經歷了“蒼山”“荊沙”等往復更改，終得以重拾舊名。

　　——為討吉利“祈福避邪”。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更改地名之憂》一文寫到，有人以（江蘇省）駱馬湖諧音“落馬”為由，要求改成“上馬湖”。

　　不可否認，一些地名改后為當地帶來紅利。以張家界市為例，改名后該市知名度一路飆升。但復制“張家界模式”帶來的不一定是成功，“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朱熹故里、徽商發祥地、明清社會文化縮影的水墨徽州，卻在1987年被撤銷，變成地級市黃山市。

　　針對部分地區出現的“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亂象，民政部副部長宮蒲光在會上指出，需深入開展整治，做好“鄉愁”這篇地名文化建設文章。

　　專家指出，由千百年歷史積淀形成的地名，不應以沉睡的姿態淹沒于典籍，而應“活著”承載民族記憶。功利主義的短視目光，改掉的不僅是一座城市的歷史積淀，更丟失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探因

　　改名可增加業績拉動內需

　　徽州、陜州等地名的消失，只是中國多座古城易名的縮影。2014年全國第二次地名普查會議發布數據顯示，1986年以來，我國約6萬個鄉鎮名稱、40多萬個建制村名被棄。

　　“改名”并不專屬城鎮村落，一些老街區名也在快速消失。2013年民政部發布資料顯示，1980年至2003年北京舊城改造中，胡同地名消失近40％。

　　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會會長劉保全指出，社會對地名缺乏認知，保護意識淡薄，我國對古老地名隨意更改或廢止等問題時有發生。

　　“這是非常可怕的行政亂作為。”中南大學教授、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指出，有些城市管理者權力大、職位高，打著科學管理的旗號改名。也有專家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希望從改名中找到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契機，為己增添一時政績。

　　除了增加政績，改地名還能“拉動內需”。葛劍雄指出，改一個地名需新刻公章，制作新招牌和標志，印新文件袋、信箋信封、辦公材料，或許還能增加就業崗位，甚至養肥承包商。

　　聲音

　　民政部明確“慎重更名”

　　我國1986年就頒布了《地名管理條例》，要求地名管理應從歷史和現狀出發，“可改可不改的和當地群眾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其后民政部又出臺《關于加強地名文化建設的意見》《全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實施方案》等政策措施。然而有專家指出，我國目前對地名命名和更改仍缺乏系統、強有力的保護制度和規范。

　　民政部副部長宮蒲光在全國地名文化建設研討會表示，地名文化遺產要得到分類、分級、分層保護，堅持“地名要保持相對穩定”原則，慎重更名。

　　文/新華社記者 彭卓 黃小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