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  鍵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八日，皇帝啟鑾往東陵致祭，行至湯山，接管理兵部事務的大學士明亮與兵部尚書普恭、戴聯奎等緊急上奏：該部的行印遍覓不得，正在審訊看庫丁役和相關人員。兵部與各部相同，例有兩枚關防，衙門平日所用稱之“堂印”，而所謂行印，即隨駕出巡時使用的“行在之印”。帝王出行時，兵部職責甚重，其行印有鈐發火票，調動軍隊，批發軍需之權，現在正是請用之時，竟不知去向，自是非同小可。

    堂堂兵部大印居然會丟失，且事后查明已被竊半年有余，當事人通同作弊，瞞天過海，吏治之廢弛、監管之混亂、道德和責任心之缺失、書吏雜役之興風作浪，皆于此映現。嘉慶帝颙琰連連降旨，督催緝查嚴訊，同時對兵部涉事官員大問責，是為其在位期間最后一樁大案。

    一、監印吏員的表演

    依據清朝定例：“各部院行在印信，均用清漢文尚方大篆，銀質，直鈕三臺，方三寸三分，厚九分。”鑄造這樣的印信，用銀自也純度甚高。三月初七日，大學士托津派筆帖式赴部領印，當月司員及堂書（部堂書吏）鮑干等陪伴到庫內請印，卻發現已然不知所蹤。眾人皆驚，在庫里翻天覆地查找，從尚書到書吏忙亂了一天一夜，上天入地也找不到，方才奏聞皇上。明亮等堅信竊賊是貪圖銀子，奏報：兵部堂印及四司廳所印信，一向與行印存貯于部庫，堂印鎖于鐵匣之中，司印等擺放案上，系經常取用；行印只有在皇上巡幸時請用，“系與知武舉關防及行在武選、職方等司印同貯一大箱，各處印信俱屬銅質，惟行在兵部印信及請印鑰匙牌系屬銀質，今銅鑄各印俱存，獨將銀印及銀牌遺失，顯有因財起意被竊情形”（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明亮等奏為查驗遺失行在印信情形事）。明亮自請“嚴加議處”，考慮到“行在需用公文牌票”，不能耽誤，請旨以兵部堂印暫代，“照預用空白之例，酌定數目，移交行在兵部應用”（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明亮奏為遺失行在兵部印信等事）。他們還奏請將涉及之人和看庫更夫皂役押交刑部，嚴加審訊。

    嘉慶帝聞知，即刻傳諭內閣，命在京王大臣會同刑部將嫌疑人等作速鎖拿審訊，一旦確定失印日期，再將值班滿漢司員革職拿問。同時追究管理者責任：明亮雖曾有勛績，現年老不能經常到署，命交部議處；兵部堂官戴聯奎、常福、曹師曾、常英“先行摘去頂戴，俱著交部嚴加議處”；甚至將近年曾任職兵部的松筠、和世泰等逐一點名，叫他們等候調查結果，再接受處理。（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英和等奏為遵旨會議兵部遺失行在印信一案事）這位皇帝堪稱破案專家，在山陽知縣毒害查賑委員一案曾料事如神，對于該案一開始也作出正確判定，“以行印專為隨營攜帶鈐用而設，必系上年秋圍途間遺失或被盜竊”（《清仁宗實錄》，嘉慶二十五年四月辛亥），傳諭將上年隨圍之兵部書役人等押解回京，交留京王大臣會審。

    留守京師的明亮等人還在積極追查。堂書鮑干和幾名庫丁皂役被送交刑部審訊，自去年九月開始的當值司員、用印人員被開列名冊備查，庫房更是被翻了個底朝天，還是杳無蹤跡。再看盛放行印的木箱已糟朽，雖有鑰匙，平日并不加鎖，箱中不見了行印，其印匣竟然在屋角舊稿堆頂上找出，也指向此印必在庫內失竊。明亮久經軍旅，對辦案則不太在行，據以認定在庫失竊。嘉慶帝也受到影響，不再堅持當初的判斷，認為“必系在部胥役人等習知庫貯印箱情形，乘間竊去”（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綿課等奏為審訊兵部遺失行印一案情形事），諭令加緊審訊。

    負責主審的是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副之，刑部堂官自是責無旁貸，全程參與。由于在庫內被竊的看法先入為主，作案時間被界定為上年九月初三日至本年三月初七日，超過半年，凡有牽涉之人（包括知曉行印為銀質者），皆在懷疑之列。當值司員、書吏、看庫兵丁和各項雜役達數百人，加上遵旨分兩批押回的上年隨圍之領催書役等54人，真稱頭緒紛紜。綿課等先行訊問看庫兵丁（只是守門，并不進庫）和庫丁（可進庫之工役），弄清開庫用印的規矩，得知庫門鑰匙放在當值司員處，用印時派人領取，一起到達庫房，由庫丁取印使用，然后將鑰匙交回。每次開庫時總是多人眼同，想要偷走一顆沉甸甸的大印，怕也不易做到。可簿冊上明明登錄著去年九月初三日該印被查驗收庫，發生竊案只能在此之后。

    接下來反復究問發現丟印的情形。當日辦理請印的堂書鮑干，也是行印入庫的重要證人，訴稱上年九月三日行印繳庫貯箱之后，十三日曾有堂書周恩綬請領知武舉關防，十六日四更時送回，并未見缺少行印；而本月初七日領印不見，“當月司員令人各處找尋，經庫丁康泳寧在舊日堆放稿案極高處所，將空印箱尋獲”（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綿課等奏為審訊兵部遺失行印一案情形事）。周恩綬隨即被傳來，堅稱去年用印時親見行印在木箱中。他說是與鮑干一同入庫交印的，鮑干將堂印交回并裝入鐵匣，陪同的是步甲張幅受和雜役賀殿臣，張提燈照明，賀揭開箱蓋。這二人也被帶來，大約是沒見過如此大陣仗，受審時“忽認忽翻”，一會兒說自己沒進庫門，一會兒說是用鑰匙打開的木箱，不關緊要，有了周恩綬的話，也就夠了。

    去年行圍結束時該印已驗明入庫，更重要的證據來自當月司員何炳彝、慶祿，二人均堅稱入庫前曾開匣點驗：

    據慶祿供稱：是日鮑干將印匣打開，取出行印，伊用指彈著當當有聲，實系銀質。何炳彝供稱：是日行印到司，慶祿說印信關系緊要，必須親眼看視，伊彼時還向慶祿戲說難道怕是石頭的話。即將行印取出，伊見面有篆文。（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綿課等奏為現訊兵部失印大概情形事）

    講得繪聲繪色，如在目前。慶祿在訊供時稱“如果收時匣中無印，愿以頭顱作抵”，抗言申辯，如同受了天大委屈。當時在場的莫即戈（滿語，負責聽信傳事的祇候）管幗林也為作證，說親眼見到何炳彝等開匣看印。承審之親王大臣俱信以為實，遂一意追查入庫后被竊情節。

    二、兵部大院爛事一籮筐

    庫丁康泳寧被視為最大的疑犯，連日熬審，“擰耳跪鏈，嚴加追問”。拷問的一個重點，便是他為何知道印匣在稿堆高處。康泳寧回稱是與紀三一起找到的。紀三承認“與康泳寧一同爬上稿堆，將空匣找出屬實”，又提供了一個新情況：當時康泳寧很激動，大喊“有人害我”。再傳問康泳寧，供稱經常送本進庫的皂隸何氏父子，數年前曾與之爭缺，積下嫌怨，懷疑是他們有意陷害。何家父子被提到刑部大堂，當面質證，也是無法指實，一通撕咬，越審越覺得不像。同案還有那么多嫌疑人要審，多數審訊常如此這般枝枝蔓蔓、歧出百端。而臨近秋審，刑部司官又要去管自己的正事，一些精干的主審人員不得不離開，熟手不足，失印案毫無進展。

    康泳寧沒審出什么名堂，莫即戈任安太又進入辦案者視野。他也可經常入庫，有作案條件，被同伴揭發一向在民婦孫氏家中奸宿，“似有余資”。有司即將孫氏拿到，嚴訊之下，很快將任安太常在她家奸宿之事交代得清清楚楚，說到行印則茫然無知。她說這位任兄只是每月將應得錢糧帶回，沒錢時便去借支或典當。再看跪在堂下的孫氏，粗服亂頭，那任安太也不像個有膽有錢的樣子，問了一通，也就撇開。

    對周恩綬的疑點卻在增大，說來又是鮑干引出的，他告發此人多次意圖徇私舞弊，且與兵部大院的吏役聚賭糾纏在一起：

    （鮑干）供稱上年十二月間，有武選司江西科看稿書吏金玉林、行文書吏唐寶善曾向伊言及有事求伊盜用堂印，伊未敢應允。迨封印以前及本年開印以后，有先充堂書、現補選司江西科經承周恩綬又屢次向伊與陳政說有假札一道，須用堂印，許給銀錢，浼伊等設法盜用，伊等始終未允。至本年二月十八日，有司務廳經承許垚奎邀伊斗牌賭博，伊輸給京錢一百吊、銀五十兩。許垚奎情愿讓銀七十兩，只要銀三十兩了結，聲言有事求伊擔代。伊問何事，許垚奎說周恩綬所求用印之事，業經辦妥行文，但求伊不必聲張，即不要伊找給賭欠。伊是以始終并未舉發，亦未向周恩綬提及前事。本月初九日，兵部將伊送部時，周恩綬密囑伊不可扳出。（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綿課等奏請將盜用印信之原充兵部書吏沈文元解部備質等事）

    鮑干這番供詞也是真真假假，還說到行印與堂印篆文雖異，然大小相同，一般人難以辨別，暗示可能是周恩綬從中作弊。

    這條線索自然會引起高度關注。相關人員大多被迅速提來，陳政證實周恩綬確有兩次央求他和鮑干盜用印札，許垚奎亦供出賭贏后利誘鮑干封口的實情。周恩綬開始不承認，經與鮑干等三面質對，只好交代了兩年前一樁弊案：江西吉安營外委郭定元拔補把總，由于年已四十八歲，怕因年齡過大影響升遷，求懇江西科經承沈文元“于札付內填小五歲”，沈即私下幫著作了改動。未想到到了兩江總督那里，發現其年歲不符，咨兵部核實，并要求調看兵部所存原件。沈文元本人正要升為從九品，生恐查出作弊一節，便想重新改回，托金玉林等找鮑干、陳政偷蓋關防。見二人不同意，又去轉托周恩綬。周也沒能與鮑干說通，自個找出一張空白札付，私自填寫改換，從中收了50兩銀子。這也是一件舞弊案，但札付用的是兵部堂印，與行印的失竊無關。周恩綬顯然并不信任鮑干，先是找人說情，及發生行印丟失，自己又對他叮囑再三。鮑干身體瘦弱，相貌老誠，實則一肚皮機巧詭詐，把一幫朝廷大員支得團團轉，還會在乎一個笨笨的周恩綬？

    三、擅自挖開的兵部后門

    嘉慶帝是在四月初三日回京的，見案件仍茫無頭緒，又忍了幾天，至初九日降旨斥責催促，將綿課罰職任俸半年，曹振鏞、英和及刑部堂官各罰俸半年，承審此案的司員罰俸一年，命他們從次日起每天赴刑部審案，早去晚散，不可懈怠。很快又得知綿課辦案拖沓，遲了好幾天才把兵部吏役傳齊，給涉案者留下足夠的串供時間，嘉慶帝很生氣，訓斥試圖推脫逃避的綿課，將他與英和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鏞、和寧、韓崶降為二品頂戴，責令上緊研鞫，限至五月初五日必須破案。

    嚴旨之下，審訊力度驟然升級，兵部大院和就近民房被細細搜檢，“爐灶及院內土浮處所俱經刨看”，平日的管理漏洞也一一暴露。四月十九日，綿課等推鞫兵部平日值宿和用印情形，得知當月司員夜間并不值宿，偶爾有一二人在署過夜，也是次日一早就回家。堂印及庫門鑰匙，白天由該班兵役掌管，夜間歸值宿書吏收存，容易作弊，也很容易被偷竊。現場查勘，又發現兵部大庫后圍墻有新堵門形，訊問系皂隸黃勇興因娶兒媳婦，于上年九月十一日打開，直通街外，失印案發當日才匆忙堵上。剛要順藤摸瓜，始知黃勇興已于四月初一日病故。而在庫后居住的皂頭靳起鳳院內，也有后門通往大街，只是加了個封條而已。嘉慶帝得知此情，立即降諭：

    各衙門當月司員在署直宿，庫門印鑰即其官守，乃并不自行監管，全委之吏役人等，聽其取攜自便，啟閉隨時。至官廨為辦事公所，門戶墻垣關防緊要，乃以皂隸賤役，輒敢穿穴圍墻，自辟門徑，其娶媳之花轎嫁妝竟穿衙門而走，而堂司官竟毫無見聞，全同木偶，實屬溺職。即此二事，可見該衙門廢弛已極！（《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兵部衙門管理之松懈廢弛，竟到了這種境地。其實又何止一個兵部，其他部院衙門也都差不離，只是未出事而已。依據后墻開門的日期，嘉慶帝命將相涉官員嚴加究治。相關即行革職，不認真收管印鑰的司員被“永遠停升”。兵部堂官也概莫能外：前兵部尚書松筠已調任盛京將軍，此次被降補山海關副都統；下一任兵部尚書和世泰系皇后親弟弟，在任不到半年，也毫不猶豫給以革職，同時革去宮銜和御前侍衛、正藍旗滿洲都統，僅保留總管內務府大臣；還有一個倒霉鬼是普恭，署任兵部尚書剛剛五天，得了個“降三級留任”。戴聯奎、常福等四位堂官前已降調，改為革職留任。

    兵部的賭博風習也被提及：每日下班之后或主官不在時，該部從大堂到廚房都成為聚賭場所，庫丁康泳寧在水房與挑水人賭錢，一班莫即戈在廚房聚賭，而玩得較大的還是書吏，鮑干與堂書丁配源，司務廳經承許垚奎、貼寫屠以惇，漢本房經承何榮等，常在堂房及各書吏家輪流聚賭，輸贏甚大。而輸得最慘的就數鮑干，二月間一次就在許垚奎家輸了100吊京錢和50兩銀子，情急之下一注要押200吊，見他人不許，翻臉嚷罵。

    審來審去，還是覺得鮑干身上疑點最多：該印的入庫和請用，他都是主要經辦者；在請印時發現丟失，據在場人描述，鮑干竟毫無張慌情狀，提出以車駕司行印充抵，到司里再來改換；再就是他一直不說實話，假借揭發別人，多次誤導辦案大員和偵破方向。存在這么多可疑之處，承審官自然要嚴訊和用刑，但鮑干身體虛弱，加上沒有直接證據，也不敢過分刑求。

    四、漸漸接近真相

    鮑干在兵部多年，奸狡老辣，遇事肯幫忙、敢擔當，在書吏中似有點兒小威望。此事與他本不相干，一旦攬下來便咬牙硬撐，混過了最初的質訊，頂住了刑部的拷問，卻在熬審時露出馬腳。

    熬審者，要在一個“熬”字，審案者可輪番上陣，受審人則晝夜無休，難免精神恍惚。刑部司員經驗豐富，善于捕捉細節上的疑點，對嫌犯既隔離審訊，又令當面對質，從中尋找漏洞。鮑干被拷訊去年收印時情形，抵搪不過，只好承認何炳彝等“只于印囊外加封，并未開啟印匣”（《清仁宗實錄》，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壬寅）。這可是一個重大突破。何炳彝與慶祿再被提審，層層嚴厲追問，回話時難免破綻百出。刑部司員先已做足功課，悉知印匣本有木屜，印囊上有四五個骨扣，而從稿堆上尋出的空匣“并無木屜，囊上只有銅扣一個”，究竟怎么回事？何炳彝二人表情驚慌，胡支亂對。

    辦案重點，又回到去年秋圍期間。兵部尚書對行印的管理也被細查，得知除監管較嚴，行印的存放和鈐用都在中堂帳房，其余的皆令存放于捷報處，鈐用時請了鑰匙，就在門帳房加蓋。還有途中背印和下宿環節，隨隨便便，都缺少嚴密的保護措施。四月二十三日，隨圍書吏王振綱終于吐露：兵部行印另有一個備匣，平日存放于捷報處卷箱，以備印匣損壞后替換。英和急派番役前往搜取，卻沒能在卷箱中找到。該處書吏俞輝庭、朱憲臣被押來，供稱聽說行印遺失，怕被牽連，私下把備用印匣燒了，匣上銅扣就埋在捷報處后院。此一說法真是匪夷所思！英和即令將所埋銅扣等起獲，經過比對查驗，根本就不是印匣原件。俞輝庭的抗審查能力可比鮑干差遠了，很快就無詞可辯，只好全盤招認。

    此案告破，證明嘉慶帝最初的判斷完全正確，果然是在行圍途中遺失——

    行印被竊的時間是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地點為靠近金山嶺長城的巴克什營地方。其時已在歸京途中，隨圍之四名他庫爾什（滿語，指承差）每日輪流背印，晚間則交與負責保管行印的捷報處郎中。當晚輪該五福喜當班，即將行印托付給承差他爾圖，自己帶領幾個胥吏趕往前站。他爾圖將行印拴在營帳中間的桿上，拜托書吏俞輝庭照看，自個去吃飯玩耍。俞輝庭也是趕路疲累，在帳房中不覺酣睡，醒來發現印囊已無蹤影。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到處尋找不見，又怕上司責備，焦急萬分，忽然想起卷箱內有行印備匣，“隨即取出，用黃布包裹京錢一吊五百文，裝入匣內，將伊自己拜匣（應是印匣）上小鎖鎖好，私標封條封妥，仍拴原處”。他爾圖回來，怎知情況有變，背上印囊便趕路去也。第二天，俞輝庭向朱憲臣告知此事，囑他不要聲張。回京后，俞輝庭心中不踏實，以收印請印都由堂書鮑干經手，邀請鮑干到飯館齊魯居喝酒，告知內情，央求他設法蒙混入庫。鮑干開始時不允，見許諾謝銀50兩，便答應下來。鮑干說行印收庫時，當月司官通常不打開驗看，尚可蒙混過關，第二年春圍請印就難免敗露。俞輝庭求他想個周全之計，鮑干先收了20兩銀子，又值酒酣耳熱之際，遂一口答應下來。

    且說他爾圖不知有假，于九月初二日將行印上繳。值班的還是五福喜，果然不加驗看，“因秋圍已竣，再無用印事件，回明隨圍之兵部堂官松筠，將印鑰領出，連鑰牌封作一包，并行印匣俱交他庫爾什烏林太，令其隨同筆帖式中敏送交兵部”。次日，二人在兵部衙門口會齊，一同進署，“將印匣及印鑰、鑰牌俱交當月主事何炳彝接收。何炳彝正在看稿，并未開匣點驗”，不一會兒當月筆帖式慶祿來到，便與書吏一起寫好封條，包妥鑰牌等零碎，傳來鮑干粘貼送庫。一切果如鮑干所料，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想到必須查驗之程序，假冒的行印，就這樣稀里糊涂地入了庫。

    及至春圍將屆，又到請用行印之季，俞輝庭再找鮑干幫忙遮掩。鮑干即與當月之莫即戈管幗林明說此事，要他設法開庫，自己進去偽造在庫房被竊的樣子。管幗林向他要錢，鮑干許給京錢20吊，便答應幫忙，于是便有了空印匣出現在稿堆極高處的一幕：

    至（三月）初四日下晚，開庫收貯堂印之后，鮑干即囑管幗林在外看人，鮑干在庫獨自揭開箱蓋，捧出印匣，用俞輝庭所給鑰匙開啟小鎖，取出錢包，復掖起鎖鑰并行印上鑰匙鑰牌，將空匣安放稿堆之上，作為在庫被竊情形。（錄副奏折，嘉慶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綿課等奏為審擬兵部書吏俞輝庭等因失印舞弊案事。本節征引文字除注明者，均見此奏。）

    為了掩蓋作案痕跡，鮑干事后與管幗林約定取印時節的招數，又將鑰匙鑰牌扔進廚房爐口銷毀。百密一疏，大約鮑干也是見匣上小鎖和鑰匙可愛，帶回家中存放。

    盡管俞輝庭已經交代，鮑干還要抵賴，“雖令俞輝庭當面質對，仍堅不吐實”，直到番役在他家中柜底搜出印匣小鎖和鑰匙，這才俯首認罪。為了慎重起見，辦案者將小鎖與印匣鼻扣試套，正相符合；又命取來1500文京錢，“用布包裹，試填匣內，亦甚平滿穩固”。至此再無疑議。

    捷報處有行印備匣，知曉者甚多，審案過程中很久無人提醒。書吏之間雖不無矛盾，然串通勾連，上下其手，各衙門皆不例外。俞輝庭以作弊之事告訴同伴朱憲臣，再求鮑干遮掩，鮑干復請管幗林協助，是所知者已非一二人也。如此大張旗鼓地排查輪訊，居然無人舉發，吏治之廢弛，已可想見。司員何炳彝和慶祿為推卸責任，編造故事，謊話連篇，也是丑陋惡劣至極。

    五、搜尋與懲處

    真相似乎已大白，可兵部行印究竟去了哪兒？偷印的人是誰？偷了印想要干什么？并沒有答案。行印是去年秋天在巴克什營丟的，那里不久便遭遇山洪，“街道房屋多被水沖，居民寥落”，即使竊賊是當地的，也可能早就遠逸他鄉。嘉慶帝甚至懷疑并不一定是在大營丟的，傳旨直隸總督方受疇、直隸提督徐錕密派干員，“先于口內、口外各店鋪、住歇處所密訪竊印之人；再于典鋪錢肆中，訪查自去秋至今有無將镕化銀質典易錢文者”（朱批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徐錕奏為遵旨查訪上年丟失兵部行印情形事）。二人選派了不少熟悉當地情況的員弁，改易服裝，分別踏訪。沿途之村鎮關隘、河道碼頭、溝壑溪流、旅舍鋪面，都被一遍遍查問。還有幾位化裝成商人，專一到典當鋪詢問有沒有成色較高的銀餅。

    正當全力偵緝之際，徐錕忽然發現在上年八月二十八日行印丟失后，仍有蓋了兵部行印的火票在使用，二十九日、三十日，直到九月初二日都有，即下令各臺站查清底冊匯總，共得22張。他飛奏朝廷：“伏思兵部行印既系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巴克什營遺失，何以二十九日以后，逐日復有行在兵部火票發行？殊為詫異！”皇上旁批“所言甚是”（朱批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徐錕奏為密訪兵部遺失行印查明上年丟印后復有行在兵部火票發行事），當也以為是一個重大發現。殊不知將一些空白火票預印備用，是各部慣例。經查明，兵部行印丟失前一天，便在常山峪“一次共預用空白火票三十張，釘封套三十個，印花六十顆”，徐錕所奏，又是一場虛妄。

    徐錕，漢軍正藍旗人，數年前以正定總兵升為直隸提督，對奉旨查訪之事十分盡心，“于巴克什營至密云一帶，相距百里，內外分作三段，每段三十里許，派弁二人、干兵六人，梭織往來，易于周巡。暗立賞格，購線查拿”。然費了許多氣力，仍是杳無蹤跡。徐錕還把眼線撒往周邊偏遠地區，嘉慶帝已然灰心，批曰：“此印大約難得，此賊必須嚴緝。”（朱批奏折，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徐錕奏為遵旨嚴密訪查盜竊兵部行印正犯現在辦理情形折） 在皇上看來，行印怕是找不到了，但找找造假者、撒謊者、失職者的麻煩，追究其責任，卻是必要的：

    最惡劣的是兵部當月司員何炳彝和慶祿，當時失職，未開匣檢驗，過后說假話、編故事，將一幫審案大臣引入歧途，使此案拖延日久，皆被革職發遣，因慶祿說過“愿以頭顱作抵”的話，“直同光棍訛賴”，被先行枷號一月，期滿即行起解；

    輪值晚班的捷報處郎中五福喜有典守之責，送印之筆帖式中敏并不點驗，均革職，值早班的郎中恒泰被交部議處；

    時任兵部尚書松筠本應自行保管印信，竟委之捷報處司員，該司員又委之書吏，書吏又不當一回事兒，以致被竊。松筠屬于嚴重失職，再革去山海關副都統；

    署理行在兵部侍郎的裕恩，退出乾清門，革去侍郎、前鋒統領、副都統。因已經審出行印失竊實情，綿課、英和、曹振鏞，也包括王鼎等刑部官員，先前所受處分一律撤銷。

    可憐松筠年近七十，居然降為小小驍騎校。曾經位極人臣的他仕途上幾經起落，這次跌得最慘，表現卻極是淡定：“松相公任司馬，因失印事謫本旗驍騎校，公即持袱被往印房值宿。有阻之者，公曰：‘軍校之職，提鈐值宿而已。予雖曾任大員，敢曠厥職哉！’”（昭梿《嘯亭續錄》）至于丟失的兵部行在印信，自然要補鑄，欽命將印文和篆文略加改易，以與舊印相區別。所用銀兩及鑄造工費，由松筠和裕恩分攤。

    該案的主要責任者，俞輝庭枷號一月，然后發往伊犁給種地兵丁為奴；鮑干則枷號兩月，滿日發黑龍江給兵丁為奴。

    此一案也，案情并不復雜，卻能準確傳遞出當日各部院的真實狀況：堂官與司員玩忽粗疏，表面馴順乖覺、實則活躍異常的，是一批膽大妄為的書吏雜役。其視一切律法為無物，通同作弊、避重就輕、編捏謊言、賭咒發誓，雖處于官場末端，而能量和破壞力絕不可低估。

    兵部印信，略如戰國時之虎符，何等重要！丟了半年多居然沒人去管，部務之荒疏，緣此可知一二。有鑒于此，嘉慶帝通諭各衙門堂官初到任時，例應瞻拜印信，兼拜行印，扈從出巡時，行印必須存放在管帶印鑰堂官的帳房內，在行印回署時，亦由一名堂官驗收，以昭慎重。措施雖不乏針對性，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以從根本上扭轉因循疲玩的官場積習。

    作者簡介

    卜鍵，江蘇徐州人。文學博士，研究員。現任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文史館館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已出版《從祭賽到戲曲》、《傳奇意緒》、《絳樹兩歌》、《雙舸榭重校評批金瓶梅》、《明世宗傳》等著作10余種，主編《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此文據作者新著《國之大臣》第七章第二節相關文字擴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