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山西晉城，皇城相府2015年全國高考狀元“敕封典禮”在此盛大舉行。來自甘肅、吉林、內蒙古、山東、河北、河南、山西的10名高考狀元接受“康熙皇帝”敕封。（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6版）

　　在古代，考取狀元那是國家大事，也意味著此人一腳踏進“國家棟梁”的門檻，而全國也只有一人。不過如今，基本上遍地是狀元，省有省狀元、市有市狀元、縣有縣狀元、區有區狀元……當“狀元”一多，貶值自在情理之中，再出來個什么“游街”，那感覺就完全變了，若再籠罩在“商業炒作”的陰云下，就更感覺不是滋味了。

　　從2004年7月開始，教育部就反對“炒作狀元”：希望各媒體和網站停止此類宣傳；2005年，教育部又發布高考宣傳“八不準”通知，其中就有不圍繞任何高分考生個人進行宣傳……而此后，幾乎每一年，教育部門都會有類似的強調，只不過，這基本上沒有什么用，炒作高考狀元一如既往地火熱，比如這“狀元游街”，便是對禁令的一種無視。何以至此呢？因為禁令只是倡導性質的，沒有強制性，所以無法從根本上對此進行有效約束。

　　而相比起約束力不足的規定，現實的各種利好則是很多參與者無法舍棄的。對學校而言，放出自己學校有狀元的消息，基本上就不用擔心來年沒有生源；對于教育部門來說，透露出當地出了狀元，也不愁自己沒有教育政績；而對一些企業或景區而言，比如此次的皇城相府，用狀元來炒作，就不愁沒有旅游收入。當“高考狀元”與“高考經濟”變成一種孿生關系時，簡單的禁令是不可能有任何成效的，因為簡單禁令難敵現實誘惑。

　　但很顯然，類似于“狀元游街”一般炒作，其負面影響，卻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對這些狀元們的心理成長而言，是不利的，社會過分的追捧，必然會增加他們的虛榮心，而與虛榮心相伴的，則必然是傲慢與驕橫的氣息；另一方面，這也會影響社會的評價體系，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那么高考狀元不過是分數上的狀元，這不足為奇，而過分的追捧與炒作，只會繼續加深一些人對“分數”以及應試教育的崇拜，會加大高考改革的阻力。

　　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是：教育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給人提供炒作的對象，也不是制造“分數的囚徒”。

　　而當前的現實，卻步入了這些沉疴。狀元游街，已經暴露出高考積弊的嚴重性，也已經給人一種這樣的反問：游街的幸福，要以多少考生的不幸鋪路？這就是說，“狀元游街”不過是唱給教育改革的一出戲，那讓教育回歸理性、去除不必要的功利化，讓素質教育成為一種現實，讓分數崇拜走進歷史……這些應盡早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