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檔案和文物裝箱后集中在太和殿廣場等待搬運。圖片由國家檔案局提供

 

檔案搬運情況。國家檔案局提供

 

 

1938年明清檔案和故宮文物在川陜公路上的艱苦運輸情形。國家檔案局提供

 

    抗日戰爭時期，明清檔案與故宮文物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戰火，曾進行了顛沛流離、曠日持久的大遷移。這是檔案前輩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所作的特殊貢獻，他們保護文化遺產的行動成為反法西斯戰爭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記者專訪了國家檔案局副局長、中央檔案館副館長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胡旺林。

 

    文化抗戰的一次壯舉

 

    “明清檔案的大遷移與整個抗戰過程相始終。”胡旺林說。

 

    1931年，日本侵略軍在東北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華北形勢日趨危急。國難當頭，保存在故宮的文物、檔案、文獻的安全岌岌可危。故宮方面經過認真討論協商，提出將國寶轉移到南方安全地帶。

 

    胡旺林介紹，1932年初，故宮博物院立即行動，一是選擇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裝箱工作。1933年1月3日，日軍攻占山海關，北平形勢愈加危急。故宮決定，盡快將裝箱文物典籍南遷保存。1933年2月5日深夜，一百多輛大型卡車魚貫開進故宮博物院，滿載著封存有國寶文物精品的木箱，經天安門開往前門火車站，裝上南下的貨物列車。2月6日，這一專列在軍隊的武裝護衛下離開北平。從這一天起，“文化抗日”“文物長征”的序幕拉開。

 

    1933年2月6日至5月22日，前后歷時4個月，故宮文物檔案共分5批起運，南遷至上海。國寶遷運途中均采取了極為嚴密的保護措施，運送文物的列車設有機槍保護，沿途逐段有馬隊隨車馳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車交差。在重要關口，車內一律熄燈。

 

    胡旺林說，當時遷移的明清檔案共計3773箱，包括明清兩朝留存下來的內閣大庫檔案、軍機處檔案、宮中檔案、內務府檔案、實錄、圣訓、玉牒等珍貴檔案。這些檔案在上海的臨時保存點經清厘點收，保存完好。1936年，為了使南遷的國寶文物有更好的保管條件，故宮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宮興建南京分院保存庫，并于當年底分5批將文物轉遷南京。

 

    從南京到四川，異常艱辛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繼而上海“八一三”戰火又起。滬寧鄰近，國寶再次處于危急之中。自1937年8月起，存放南京的文物、檔案經過短暫停歇，緊急向后方轉移，再次避敵西遷。胡旺林介紹，此次遷移，前后歷時8年，輾轉行程一萬余里，分南、中、北三路完成，全程異常艱辛。

 

    南路。1937年8月，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一批參加倫敦藝術展的80箱文物精品，從南京運往湖南，保存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后因日寇侵略之勢逐漸西移而轉遷貴陽。1939年因貴陽頻遭日軍轟炸，文物再被遷往安順華嚴洞。1944年日軍從廣西逼近貴州，南路文物由15輛卡車于當年年底最終運抵四川巴縣飛仙巖存放，行程6000余里。

 

    中路。1937年11月，西遷的第二批文物、檔案9369箱，從南京溯長江而上。先用輪船運至漢口，后轉運宜昌，于1938年5月運到重慶向家坡。因重慶霧多，加之空襲頻繁，中路文物于1939年9月運至四川樂山安谷鄉的三氏祠、宋氏祠、古佛寺存放，行程5000余里。

 

    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存于南京的文物、檔案7286箱，由南京經津浦、隴海路運至陜西寶雞，存放在關帝廟和城隆廟中。文物珍寶途經鄭州火車站時遭遇日機轟炸，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將文物專列開進車站一個臨時廢舊貨場，才得以幸免。次年因潼關面臨日軍威脅，又奉命將文物運至漢中的文廟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軍轟炸漢中，文物先轉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終疏散于峨眉縣大佛寺、武廟，行程5000余里，也是西遷最為艱辛的一路。

 

    胡旺林介紹，在三路古物西遷過程中，文獻館的2038箱明清檔案與物品隨中路及北路遷運。其中存于樂山的1082箱，存于峨眉的檔案及物品有956箱。這些文物、檔案歷經輾轉遷移，直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開始組織東歸。經水運、陸運的順利轉接，三路國寶先集中到重慶，1947年12月，被安全運到南京朝天宮文物保存庫中。至此，歷時14年之久，穿越大半個中國，行程累計兩萬余里的文物檔案大遷移終于落下帷幕。

 

    檔案人的責任與堅守

 

    胡旺林認為，明清檔案大遷移，其歷史功績和重要意義可圈可點。

 

    在日寇鐵蹄一步步進逼的烽火年代，南遷西運的這個決斷是及時而必要的，是保護明清檔案的必要舉措。雖然開始國寶南遷的動議，當時在社會上也不乏反對之聲。但事實證明，隨著北平的淪陷，故宮一批銅缸、書籍被殘暴的日本侵略者強行劫走，而南遷西運的3000余箱檔案卻最終安然無恙，這是檔案前輩在民族危難關頭竭盡全力保護文化遺產的結果，充分展現了明清檔案前輩們可貴的職業操守。

 

    檔案遷運途中，由于敵機轟炸，山道險峻，全程困難重重，甚至還發生了一些意外。如西遷途中，文物先是暫時存放湖南大學圖書館，因覺戰局不利，馬上遷走。僅過半個月，日軍就轟炸長沙，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夷為平地。1939年4月11日，文獻館職員朱學侃在船上檢查檔案箱時，因晨光朦朧，未注意到艙蓋已經打開，失足跌入艙底身亡。在遷運途中，由于道路崎嶇，還發生過翻車事故，幸運的是，當時正值冬季，翻車的地方沒有水，且滿車裝的是文獻館的檔案及圖書館的書籍，不怕震動，未造成損失。即使備嘗種種艱難與危險，檔案前輩仍以保護國寶為首任，無論是搬運前的精心籌劃，途中的有序組織，還是典守過程中的清點造冊、細致管理，都體現了他們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大遷移過程中的有關業務活動，客觀上還對明清檔案文化進行了宣傳。即使是在南遷西運途中，檔案前輩們也不忘自身職責，在有限的時間內開展了文物點查、晾曬、展覽等工作，挑選檔案精品，宣傳檔案文化，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胡旺林說，明清檔案大遷移是檔案人保護國寶、與敵抗爭的文化抗戰，是抗日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全民族抗戰的生動體現。檔案前輩在這抗日洪流中視國寶為生命，在文化領域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相比二戰期間其他歐美國家，中國的明清檔案與故宮文物大遷移無疑是時間最早、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壯舉，在保護和傳承人類文化遺產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筆。

 

    （本報記者 王昊魁 王海磬 本報通訊員 伍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