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翻譯館

 

    近代術語是中國各學科賴以構建的基石。它既是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的產物，又為中國學術從傳統四部之學向近代七科之學演進奠定了基礎。1807年9月，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抵達廣州，由此揭開以新教傳教士為主角的新一輪西學東漸的序幕。此后，西方諸國新教傳教士相繼來華，在近代術語的生成和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近代術語的變遷中，我們也不難窺見近代以來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歷史狀貌。

 

    馬禮遜初抵廣州時，由于清政府厲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開露面，更不用說進行宗教布道和文化傳播。“廣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員在禁止中國人信仰這一外來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鴉片流入成功得多。顯然，他們認為宣揚外國教義遠比單純售賣藥物危險。”（費正清：《新教傳教士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禁教令雖然被解除，但新教傳教士很快發現傳教依然步履維艱，不僅因為儒釋道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們往往把傳教士與殖民侵略聯系起來。要改變這種狀況和中國人心目中的“蠻夷”形象，新教傳教士開始了近一個世紀的文化傳播活動。需要指出的是，不僅當時的中國人不理解這些新教傳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對他們也頗有微詞，如揚州教案發生后，時任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佗認為傳教士是“一群不切實際、惹事生非的神經質”。

 

    當時，曾有西方人云：“中國語言文字最難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難將西書之精奧譯至中國。蓋中國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譯泰西格致（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總稱）與制造等事，幾成笑談。”（傅蘭雅：《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雖然對此不以為然，但是依然要面對中西語言文化的巨大鴻溝。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學門類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國其學其名幾乎都沒有，因此，此類術語的翻譯更為困難。對于術語的翻譯，傅蘭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譯名三原則：“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設立新名、編輯中西名詞字匯”。其中創設新名采用三種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為新字，仍讀本音，如鎂、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釋以新義為新名，如鉑、鉀、鋅等；二是數個字解釋某物作為新名，并以字數少為妙，如“養氣”“輕氣”“火輪船”等；三是音譯，以官音為主，凡以前譯書已慣用者則襲之（參見傅蘭雅：《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

 

    受到中國上層敵視的新教傳教士轉而致力于在普通民眾和下層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動。“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總要躲避一段時間的新教先驅們不得不借助于書面文字。這與相信鉛印經典只要能到達普通民眾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這一最早的傳道信念相契合。中國的現實條件則強化了這種寫作偏好。”（費正清：《新教傳教士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傳教士主要通過編纂英漢字典、編寫教科書、創辦報刊、譯述漢文西書等渠道來傳播西學和近代術語亦在情理之中。

 

    編纂英漢字典。為解決語言障礙問題，19世紀20年代以來，入華新教傳教士相繼編纂、出版了多種英漢字典，如馬禮遜的《英華字典》、衛三畏的《英華韻府歷階》等。這些字典大都問世于西學大規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類新術語如自由、國會、內閣等，自然知識類如陽極、蛋白質、分子等應運而生。馬禮遜及后繼者在英華字典中厘定的術語，“不僅在中國傳播開來，構成中國近代新詞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麥都思、羅存德等的辭典東傳幕末、明治間的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所借鑒。”（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

 

    編寫教科書。新教傳教士為拓展傳教事業，紛紛以興辦學校作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識體系的差異，新式學校往往會面臨教科書匱乏的困境。為解決這一問題，1895年之前，新教傳教士充當了教科書編寫者的角色。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幾乎都有過單獨編寫教科書的經歷，如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為英華書院編寫了《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等教科書。為克服編輯教科書中的困難而加強合作，他們于1877年組建了“益智書會”，專門負責編輯、出版教科書。益智書會總計出版數學、天文、地理、化學、心理、歷史、哲學等各科教科書共98種，20余萬冊，銷往全國各地。此外，還有墨海書館、美華書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等傳教士出版機構與團體參與了清末教科書的編輯。教科書因其權威性和受眾的廣泛性，在近代術語的厘定和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多術語因出現在教科書中更容易獲得人們的認可。

 

    創辦報刊。由于清政府的限制，傳教士入華之初只能在廣州、澳門以及東南亞一帶進行傳教活動。近代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由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米憐于1815年8月在馬六甲創辦刊行的。該刊以傳播基督教教義為主，兼及介紹西方地理、歷史、天文等知識。其中宗教術語的厘定，多沿用早期漢文西書中的譯詞，如圣經、靈魂、耶穌等，但一些天文學術語的翻譯如行星等已有不同。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1835年在廣州，1837—1838年遷往新加坡）。該刊沿用和創譯了一批近代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學科術語，如赤道、經緯線、國會、文藝復興等。此外，新教傳教士創辦的報刊還有《遐邇貫珍》《中外新報》《六合叢談》《萬國公報》等。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為吸引中國讀者也兼載部分非宗教性的內容，有的在后來的發展中演變為傳播西學的綜合性報刊如《六合叢談》等，或成為知識性�？�如《格致匯編》等，其中厘定的學科術語甚多，涉及地理、政法、經濟、教育諸領域。

 

    譯述漢文西書。新教傳教士還與中國士人合作，進行了規�？涨暗奈鲗W譯介工作。明清之際由耶穌會士與中國士人合作著譯介紹西學的漢文書籍稱為“早期漢文西書”；清末入華新教傳教士著譯或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著譯的介紹西學的漢文書籍稱“晚期漢文西書”。概而言之，晚期漢文西書涉及“神理之學”（哲學）、“人生當然之理”（社會科學）、“物理之學”（自然科學）諸部類。（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據1886年艾約瑟的《西學略述》，可大致得知當時西學所涵蓋的具體學科和門類，主要包括嬰幼兒教育、方言（包括印度、歐洲各國方言等）、教會、文學、理學等。據初步統計，自1811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出版第一本漢文西書，至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清政府統治，譯出的西學書籍至少在2000種以上（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在這些漢文西書中，新教傳教士和中國士人共同努力借用或創制了涵蓋各學科領域的大批術語。這些漢文西書術語對近代中國的維新運動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清政府學部編訂名詞館出現以前，推動清末術語統一的主要機構是益智書會與博醫會等民間機構。1890年益智書會在術語統一上已有較大進展，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由傅蘭雅負責的《譯者手冊》全部完成。1904年，狄考文、赫士等負責編纂的《術語辭匯》正式出版，這是對益智書會自成立以來在統一術語方面所做工作的一個全面總結�！缎g語辭匯》共收錄1.2萬個英文術語和大約1.8萬個相對應的中文術語，涉及微積分、地質學、地理學、天文學、心理學、國際法、神學等50余種門類。博醫會則編纂出版了《英漢醫學詞典》和《醫學字典》等多種醫學術語詞典。這些機構編輯的術語譯名表、術語辭典以及術語命名的原則等，對后來中國術語統一工作的開展有重要的借鑒與參考價值，其中的一些術語譯名也一直沿用至今。不過，雖然傅蘭雅等制定了術語翻譯的三原則，但遺憾的是當時新教傳教士在從事譯介活動時大都并未遵循這些原則，如合信、瑪高溫、偉烈亞力等都按照各自原則譯制新術語，使術語混亂問題并未真正解決。同時文化傳播自有其規律，不以傳播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新教傳教士所譯介的政治、經濟、科技等術語及相關知識觀念，不但沒有成為近代中國人膜拜上帝的心理依據和根基，反而成了他們抨擊西方侵略的武器，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在接受西學新知的基礎上開始以更為宏闊的眼光勾勒中國的未來藍圖。

 

 

    余冬林（作者單位：武漢輕工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