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項目組了解到，《魏書》《隋書》等多部古代文獻的相關記載為探尋蒙古族起源提供了新的線索和證據，使研究者又向真相靠近了一些。

    “蒙古族源”問題是國際學術界的熱點問題,長期以來各持其說，有“匈奴說”“丁零說”“突厥說”“鮮卑說”等爭論。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支持時間最長的課題，“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自2012年9月正式實施以來，匯集中外優秀專家學者，搭建長效合作機制，通過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和新科技手段等多學科綜合研究，同時連續開展卓有成效的田野考古、實驗室考古以及組織數十場專題研討與論壇，并陸續出版了系列專著，其學術影響受到國內外學界密切關注。

    獨木棺、紅瑪瑙珠的意義

    201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呼倫貝爾聯合考古隊對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進行了系統鉆探和正式考古發掘，取得豐碩成果。

    崗嘎墓地現已探明有古墓葬86座，是呼倫貝爾草原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古墓群。通過考古發掘，墓葬具有典型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崗嘎墓地的年代為公元8～10世紀，以獨木棺為主要葬具。項目組的專家介紹，獨木棺是根據人形大小，多選用一段松木，將中部鑿空制作而成，保留樹干的兩端成為實心的棺頭，將死者和隨葬品放置其中，用樹皮或獸皮包裹。已發掘的獨木棺，其大小、粗細不盡相同。最大的一個，長達223厘米，寬45～56厘米。根據《元史》等歷史記載，蒙古皇族都使用獨木棺作為葬具。項目首席專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崗嘎墓地發現的獨木棺形制為此習俗找到了重要源頭。

    此外，崗嘎三座女性的墓葬中，均在墓主人的頸部發現了紅色瑪瑙珠等飾品。項目組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國祥向記者強調，這與文獻記載室韋人“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掛于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以及“富人以五色雜珠垂頸”相印證。同時，成組的弓、箭、箭囊、馬具等騎射用具的發現，與文獻記載室韋人“用角弓，其箭尤長”以及“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相符合。由此項目組判定，崗嘎墓地是一處室韋人的墓地。

    史料中的“蒙古”

    室韋人與蒙古人有何關系？“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的子項目“蒙古族源的歷史文獻研究”給出了答案。

    該子項目的負責人、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院長張久和介紹，蒙古族是以室韋-達怛部落為核心，吸收突厥語族等其他部落形成的民族共同體。關于蒙古族源的歷史文獻，室韋史料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課題組對12部文獻中記載的23種室韋專傳和48部文獻中記載的389條散見史料進行排比、校勘和注解，形成一部室韋史料匯編。

    據了解，室韋自北朝的《魏書·失韋傳》時見載史冊，之后幾乎歷代文獻都對其有記載。其中，《魏書》《隋書》《通典》《舊唐書》的相關記載最為重要，史料價值最高。比如《魏書·失韋傳》中概述了失韋的地理方位、自然環境、經濟生活、社會狀況、語言、風俗習慣及其與東魏政權間的關系等內容。張久和說，失韋，即“室韋”。對于《舊唐書·室韋傳》中出現了“蒙兀室韋”的提法，他表示，這是漢文獻對“蒙古”最早的漢字譯寫形式，標志著“蒙古”見諸史冊。

    與現代蒙古人有傳承關系

    項目組對崗嘎墓地中的18例人骨標本進行了形態學鑒定與人類學觀測。在對來自骨骼上的各項信息進行綜合性分析后，得知：該墓地古代居民死亡年齡分布在青年（15-23歲）、壯年（24-35歲）、中年（36-55歲）三個階段，尤以壯年居多。

    專家們還對相對完整的顱骨樣本進行了觀測。他們發現，這些標本與歷史上發跡于我國東北地區的契丹、鮮卑等游牧民族的顱面特征頗為相似，又與現代蒙古人種北亞人種的中央亞細亞類型的居民存在一定的傳承關系。據了解，中央亞細亞類型主要分布在現今的蒙古國以及我國的內蒙古地區，在廣義上屬于蒙古高原地區，是當今蒙古族的主體人種類型。

    王巍介紹，根據發掘者的初步研究，參考伴隨出土的富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陶器、鐵器、青銅器，以及瑪瑙飾品、銀制帶扣、樺樹皮箭囊等遺物的考古學文化特征，再綜合獨木棺的葬具以及曲肢的葬式，可以初步認定：崗嘎墓地古代居民應與唐-五代時期生活在我國東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而史料的研究則對考古研究成果進行了補充，蒙古族源的探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