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枚青銅“成周鈴”（上圖），鈴體通高8.5厘米，寬6.5厘米，重0.164公斤；鈴身鑄有銘文四字：“成周王令（鈴）”。該鈴通體銅銹斑駁，古意盎然。作為故宮所藏銅器中的精品，它的獨特之處有以下幾點：

    一、鈴身有銘文。銅鈴出現的時間很早，出土數量較多。目前已知最早的銅鈴出于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屬于龍山文化時期。二里頭文化乃至商周的墓葬中，銅鈴更為多見。但是，鈴身有銘文的卻極為稀少。目前已知的，除成周鈴外，僅有商代晚期的亞疑鈴。

    另外，器銘“成周王令（鈴）”四字也透露出了重要信息。西周初期的一項重要國策就是營建成周（今洛陽）。周人立國于今陜西周原，向東征服了商人。而今河南山東一帶，是商人傳統的勢力范圍，因此周人亟須建立在東方的統治據點。古書記載，武王滅商后，夜不能寐，告誡周公要經營洛邑以鞏固統治。武王崩后，召公、周公秉承武王遺志，營建了成周。成周鈴從器型和銘文字體上判斷，應該是西周早期器，作器之時應該正是成周草創之際，可以說它是西周王權的見證者。

    二、器型特殊。首先，成周鈴的口緣平齊，而兩周時期的銅鈴多是弧口內凹。這種平口鈴的形制似與商代銅鈴更為接近。如1978年山西柳林高紅商代墓葬出土的1件銅鈴，以及1953年安陽大司空村所出土的11件銅鈴，鈴口都是平的。尤其后者的頂上也是半環形鈕，與成周鈴類似。

    其次，成周鈴兩面近頂處各有一穿孔，應是為了調音或裝飾的需要而設計的。這類穿孔也見于柳林商墓銅鈴上，只不過柳林銅鈴的穿孔只有一個，且位于器身中部偏上。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窖藏曾出土一組七件的編鈴，其中一件近頂處也有穿孔，其年代約為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以后的銅鈴，有的鈴身兩面各有兩個對稱的細長形孔，很可能就是從這類穿孔發展而來的。

    另外，成周鈴的鈴舌為環形，而銅鈴的鈴舌多是管狀、扁平或棰狀的。管狀鈴舌可以追溯到二里頭文化時期，扁平狀鈴舌則見于商代晚期的墓葬中，西周時期的鈴舌多作棰形，底端較粗，頂端為環鈕。成周鈴的環形鈴舌十分罕見。

    目前已知的成周鈴有兩件，另一件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其形制與故宮成周鈴相似。通高9.9厘米，口橫6.6厘米。近頂處亦有孔。鈴身有陰文銘文四字：“王成周令（鈴）”。這件鈴原藏于容庚先生，民國時期入藏故宮博物院，解放前被運往臺灣。

    兩件銅鈴相比較，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一、故宮鈴的銘文為凸起的陽文，行款為從上至下，從右至左，讀為“成周王令（鈴）”；臺北鈴的銘文為凹下的陰文，行款為從上至下，從左至右，讀為“王成周令（鈴）”。

    二、若將兩鈴的銘文拓片水平翻轉，則可見兩篇銘文的字體結構乃至筆勢都很相似。

    可見，兩鈴的關系十分密切，很可能是同時鑄造的。那么，這兩件銅鈴的用途是什么呢？

    西周晚期墓葬中曾出土成組的銅鈴，一般認為是作樂器用的編鈴。兩件成周鈴會不會屬于同一組編鈴呢？實際上，編鈴作為陳設的樂器，其裝飾性特點十分突出。如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編鈴，體表就裝飾著刻劃細膩的獸面紋。兩件成周鈴沒有花紋，且銘文風格粗獷。所以，兩件成周鈴作為編鈴的可能性不大。

    除成組的編鈴外，晚商至西周的銅鈴還可單獨用作樂器，又可用作佩飾、狗鈴或車馬鈴。但這幾種用途的銅鈴在形制上沒有明顯的區別。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相同形制的銅鈴或在狗骨附近出土，或出于車馬坑中，或在墓室中與銅鐃等樂器放置在一起。西周時期的墓葬中，類似的銅鈴或與車馬器一同出土，或出在墓棺之內，有的還帶有絲織品痕跡，顯然被用作飾品。因此，根據形制很難判斷成周鈴的具體用途。

    從文獻上看，周人非常重視銅鈴等響器的裝飾作用。《左傳·桓公二年》曰：“钖鸞和鈴，昭其聲也。”意為君主需要通過聲音的和諧，昭示自己的美德。“钖鸞和鈴”是用在車馬上的四種響器，其中“鸞、和、鈴”皆屬于鈴類。《詩經·周頌》中的《載見》篇有“和鈴央央”，形容諸侯朝見君主時，車馬雍容，鈴音有度。《詩經·齊風》又有《盧令》篇，首句言“盧令令，其人美且仁”，通過描寫獵犬所佩項圈發出的“令令”之聲，襯托出田獵之人的德容之美。有意思的是，《盧令》篇提到了獵犬所佩的兩種項圈，一為“重環”，也就是子母環（一大貫一小環），二為“重鋂”，解釋為一大環貫兩小環。成周鈴的鈴舌也是環形的，貫在頂內的小鈕上。應該也是借鑒了“重環”的形制。

    所以，雖無法確定具體用途，但成周鈴必然是周初禮樂制度的孑遺。其銘文雄渾的筆勢，器身質樸的設計，讓我們得以一窺周人的開國氣象，可謂彌足珍貴。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器物部金石）陳鵬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