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批專家學者發起“湖貝古村120城市公共計劃”，讓湖貝片區城市更新項目引發輿論熱議。圍繞著這座據稱有500年歷史的古村落的拆留問題，文化學者與利益相關方形成兩個割裂的陣營。昨日羅湖區城市更新局也正式表態稱，將較大范圍保留湖貝舊村南坊，力求處理好城市開發與舊村保護的關系。

 

　　文化學者認為，湖貝舊村南坊是深圳中心城區內保留的最后也是最完整的一座古村落，是深圳名稱來源與核心地區變遷的歷史線索與空間證據，應當完整保留并繼續活化。對于政府與開發商目前發布的僅保留核心區域的方案，保護派學者并不認同。

 

　　但是也有專業人士指出，湖貝舊村并未達到文物保護的標準，因此“權利”才是討論的恰當的邏輯前提，在產權人、開發商與政府三者之間已經達成共識，而法律又沒有強制性保護規定的情況下，外界一味要求保留實際上剝奪了權利人的選擇權。

 

　　城市開發與文化保護是無可規避的一對矛盾，可以預見最終的方案將是兩派觀點相互磨合與妥協的結果。盡管我贊成事件的討論要回到權利與法律的框架之內，產權人的意見應當首先被尊重，但我并不認為學者作為利益無涉的第三方，對此事就完全無權置喙，對城市公共事務的關切與討論理應被提倡。

 

　　只不過，公共討論是一件嚴肅的事情，要求更多的專業精神而非僅僅訴諸樸素的情感。如果沒有對湖貝舊村進行過實地考察，很容易被“歷史”“活化”“民俗”這樣的詞語所打動，而忽視了文化審美與現實環境之間的巨大落差。保護派因此被指責過于精英主義，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文物保護當然是一種政治正確，但是任何公共決策都不應忽視其背后的成本。這就要求在湖貝舊村保護行動中，必須回應兩個基本的問題：舊村的文物價值幾何，值得多大程度的保護？為了公共利益的文物保護如果損害了權利人的利益，可以通過何種途徑進行救濟？

 

　　簡而言之，如果文化學者發起保護行動，那么應當努力構建保護行動的實現路徑。經過兩天研討，保護派雖然也發布了方案，但是遠遠不夠成熟。甚至于，他們對湖貝舊村的現狀缺乏深入的了解與考證，比如絕大多數實際居住者是潮汕人，其風俗習慣能否反映深圳的本土特色？湖貝舊村的建筑建于何時，文物價值又有幾何？此外，湖貝舊村的惡劣環境與安全隱患更是被有意忽略。

 

　　我與保護派一樣，既不生活在湖貝舊村，也不是湖貝舊村的物業持有者，出于保持城市形態多元性的考慮，我也很樂意享有這種“無用的審美”。但是個人的偏好是一回事，討論公共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要求我們在不同價值序列中去尋找次序與平衡。當然，為文物保護發聲總歸是有好處的，既能督促政府與開發商不肆意妄為，也能潛移默化影響公眾的觀念。也許有一天，當文化保護已經成為市民集體的意識本能，那時價值的序列就會發生輪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