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鄉音 記住鄉愁】
 

　　方言，指各地用語。周秦之時，政府派遣“軒使者”（乘坐輕車的使者）到各地搜集地方用語，并加以記錄整理。兩千多年前，西漢揚雄著《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東漢應劭將此書名簡稱為《方言》，此后“方言”開始作為特定詞語使用。與方言對應的是雅言，后稱官話、國語，1956年后稱普通話并予以推廣。六十年后，普通話推廣已非常成功，而方言卻面臨著式微、需要保護的局面。
 

　　推廣普通話與保護方言的兩難困境應如何應對？政府、學校與社會又當如何形成保護方言的合力？記者采訪了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曹志耘。
 

　　方言正在迅速消失
 

　　記者：目前方言的使用有哪些形式，存在的特點是什么？
 

　　曹志耘：評價當今中國方言的存在，應正視兩個基本事實：一是豐富性，二是瀕危性。一方面中國的語言資源十分豐富，是語言文化資源大國，另一方面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和文化遺產正在迅速消失。以我的老家浙江為例，老年人以說方言為主，中青年方言和普通話都會，少年兒童以說普通話為主，而且這種勢頭還在加強。
 

　　記者：政府、學術機構既有推廣普通話的責任，又有保護語言多樣性、傳承文化的使命，這中間的矛盾如何化解？
 

　　曹志耘：似乎一談起普通話和方言的關系，就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其實不然。我覺得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國尚未對方言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明確規定，或者說未對普通話和方言的關系作出明確的規定。實際上普通話和方言不是同一層次上的交際工具。普通話是全民共同語，是官方語言，而方言是區域性的，是民間語言。通過明確界定，普通話和方言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現在有些地方比如上海提出“推廣普通話，傳承上海話”的口號，這樣的理念就很好。普通話是推廣，上海話是傳承，并行不悖。
 

　　說方言就是“土”和“落后”嗎
 

　　記者：有人說方言代表著“土”和“落后”，這一點您怎么看？
 

　　曹志耘：方言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出生后最先習得的語言，是母親一字一句教的語言，是祖先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聲音。但長期以來，方言被貼上了“土”“落后”“不文明”的標簽，甚至被視為糟粕和負擔。如此對待自己的母語，值得我們反思。
 

　　說方言，保持鄉土文化，不影響推廣和使用普通話，在教育和傳媒高度發展的今天更是如此。現在我們需要重視的是重拾傳統，建立語言文化自信。就像習總書記所說的，要努力從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展現精神魅力。
 

　　記者：作為交流工具，邊緣化的方言如何保持活態傳承？
 

　　曹志耘：傳承方言，從根本上說要靠使用，而使用的關鍵在少年兒童身上。那么，對培養少年兒童的語言能力最有影響的是什么？是學校。現在很多地方，小孩一進入小學甚至幼兒園，就完全被普通話覆蓋，連課堂之外也只說普通話，原先習得的方言很快就被拋棄。即使回到家里，和父母長輩溝通也都用普通話。假如在課外時間允許甚至鼓勵小孩說方言，他們的方言就能夠一直傳承下去。
 

　　要讓百姓知道方言的價值
 

　　記者：交流便利化帶來了方音同化和流變。如何向百姓闡明保留方音純正的意義？
 

　　曹志耘：要讓老百姓來保護方言，關鍵是要讓他們知道方言的價值。當然，實現這點有一定難度，僅靠學者的說教效果微乎其微。我們必須尋找更有效的方式，比如通過明星去影響年輕人，通過藝術化的手段去感染社會大眾。我們現在花很大精力在推動這件事兒。比如支持并參與有關方言傳承的綜藝活動，比如拍攝方言文化的宣傳片、紀錄片，還有發動大學生開展志愿者行動等等。
 

　　記者：對國家、今天的社會而言，方言研究在哪些領域正在發揮作用？
 

　　曹志耘：目前我們在做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是一種搶救性的工作，目的在于趕在傳統方言大面積消亡之前，盡可能地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記錄、保存當今方言的實際面貌，這將成為一份極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當然，方言文化資源可以應用于很多方面，例如通信技術、在線翻譯、在線學習、博物館展覽以及文化產品開發，比如方言APP、游戲、歌曲、旅游產品等。
 

　　記者：方言保護需要人才的推動。方言學領域人才培養的現狀如何？需要解決的主要困難是什么？
 

　　 曹志耘：人才問題其實不是人數問題，也不是水平問題，更重要的是觀念問題，或者說是評價體系問題。“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自2015年開展以來，已有1000多名專業人員投入其中，但我們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做的工作無法納入現有科研評價體系，無法得到學術共同體應有的評價和認可。當前，黨和政府都在強調學術研究的“社會責任”，號召要“為人民做學問”，希望這些理念能夠早日落地。（本報記者 劉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