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文化建設新局面、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總綱領。《決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高校是文化建設的重要陣地，肩負著文化傳承創新的神圣使命。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支持對傳承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基礎研究，加強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推出了一批對文化傳承創新具有重大影響的標志性成果。本期重點介紹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和后期資助項目中的優秀研究成果。

    大型學術文化工程——“《儒藏》編纂與研究”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號稱“儒”“釋”“道”三分天下，而儒家文化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千百年來，我國有多種《佛藏》、《道藏》，卻始終沒有《儒藏》，這不僅與儒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有的主流地位極不相稱，更不能滿足當代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日益廣泛迫切的需要。20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重倡編纂《儒藏》之議，并得到張岱年先生、季羨林先生和饒宗頤先生的支持。2002年10月，北京大學決定整合本校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聯合有關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啟動《儒藏》工程。2003年12月，教育部正式批準由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為首席專家的“《儒藏》編纂與研究”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至今已資助經費1000萬元。

     
    《儒藏》工程作為一項基礎性的學術文化工程，旨在以現代的學術眼光和技術手段，既對儒學文獻進行全面整理，又對儒家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并像《佛藏》、《道藏》那樣，將儒家的典籍文獻集大成地編纂成一個獨立的文獻體系。《儒藏》編纂分精華編和大全本兩步進行。截至2011年9月，已交書稿348種，《儒藏》精華編已正式出版45冊，包括中國傳世文獻44冊、出土文獻1冊，近3000萬字。《儒藏》相關研究也取得可喜成果，中、韓、日、越四國的“儒學史”編寫工作已經全面展開。

       
    1.收書全面，突破傳統。《儒藏》精華編不僅收錄中國的傳世文獻，而且收錄當代的出土文獻，還系統收錄東亞地區其他國家歷史上重要的漢文文獻，大大拓展了收書范圍。將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與域外文獻萃為一編的做法，在中國古籍編纂史上尚屬首次。所收出土文獻目前已有2冊50種，收錄自20世紀初起，歷次重大考古發現的重要儒學文獻，包括敦煌遺書、馬王堆漢墓帛書、定州漢墓竹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楚簡、云夢秦簡、阜陽漢簡，以及王家臺15號秦墓竹簡、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竹簡等。經過整理，一些在先秦時期業已產生而后來失傳的儒家思想得到重新認知。例如孔子、孟子之間約一百年無儒學文獻傳世，第281冊收錄的多種出土文獻填補了空白。《儒藏》精華編所收韓、日、越等國文獻，多為初次整理，許多文獻是首次在中國出版。以日本文獻為例，除《四庫全書》唯一收錄過的外國學者著作《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外，《儒藏》精華編日本之部收書乃為前所未有，如太宰春臺撰《詩書古傳》、隋代劉炫的《孝經述議》等。

       
    2.版本精善，校勘確當。《儒藏》精華編從世界范圍內選取內容完整、校刻精善的古本做底本，選取在版本系統上具有代表性和校勘價值的善本做校本，以確保文獻的版本質量。《儒藏》精華編收錄文獻相當部分已有整理本，但在充分調查版本源流的基礎上，經過對版本的認真研究，仍可編定更精善的版本。如新版《十三經注疏》，其中未采學界通用的阮元翻刻元十行本作底本的文獻共有7種。《儒藏》精華編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對已有校理的文獻，在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堅持全部利用原始版本重新核校，糾謬補闕，以進一步提高校勘質量。例如校勘《四書或問》，《儒藏》本比《朱子全書》本更細致，并補充了一個重要校本。

        
    3.編研并舉，傳承創新。《儒藏》工程除了編纂工作本身需要作大量的文獻學、歷史學研究外，還注重對儒家文化作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目前，《儒藏》工程的重要研究成果，由湯一介、李中華教授主編的九卷本《中國儒學史》已經出版。該書是我國迄今為止出版的資料最翔實、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備的中國儒學通史，基本理清了儒學在歷史上發展變化的軌跡，突出了儒學對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的重要意義，并從多方面闡述了儒學對當代社會具有的特殊價值和普遍價值等重要問題。參與撰寫的作者均為在各斷代史研究上具有權威的專家，如王博教授、李中華教授、陳來教授、張學智教授、胡軍教授等。

       
    4.四部分類，標點排印。《儒藏》精華編所收文獻，按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經過簡明校勘、標點，以繁體、豎排方式排印，這既可避免與近年來影印的諸多大型古籍叢書重復，又便于利用及便于制作成可供全文檢索的電子圖書，更好地滿足當代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的需要。

     
    《儒藏》工程規模浩大，教育部明確要求“認真組織跨學科、跨學校、跨部門和跨地區的聯合攻關，積極開展實質性的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力爭取得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的標志性成果”。工程匯集海內外30多家高等院校及學術機構、近400位專家學者共同開展研究。北京大學還分別與日本東方學會暨二松學舍大學、韓國成均館暨成均館大學、越南國立河內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合作，組織《儒藏》域外文獻的編纂和研究，開展了中國人文學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國際學術合作和文化交流。

    傳統文話典籍庫——《歷代文話》

        
    文話，與詩話、詞話一樣，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體裁，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但是其匯編之作則長期付之闕如。歷代文話著作的散亂，妨礙了古代散文與中國文章學的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歷時十余年，編撰《歷代文話》，并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重大項目支持，最終完成并出版了《歷代文話》10冊叢書。叢書收錄自宋至民國時期，我國傳統文話類著作143種，并附錄日本文話2種。該叢書篇幅巨大，搜羅廣博，除多用國內善本外，還從日本等采入***孤本作為底本；點校采用繁體豎排，精當規范，每種文話前又附有提要，以闡明該書大旨，揭示立論要點，評析理論貢獻，梳理版本流傳，具有介紹與導讀兩重性質。《歷代文話》堪與《歷代詩話》、《詞話叢編》鼎足而三，而在體例框架上又更具創新性，“是編以論古文者為主，亦選取論評駢文、時文之集成性著作及若干代表性論著以示例。賦話則概不闌入”，遵循“應有盡有，應無盡無”的原則，將學術性與適用性較好結合，成為古代散文研究和中國文章學研究的基本典籍庫。

      
    《歷代文話》在整理過程中將嚴謹踏實的學術研究作為提高整理水平的前提與保障，時有新的發現與見解，主要有以下幾點：

      
    1﹒對文話作者進行考訂。許多文話作者的生卒年份及主要事跡，前人少有問津，本成果的各書提要對此多有考證；對前賢時彥的一些失誤，也進行了辨析。如《文章精義》的作者，長期被認作宋人李涂，本書考定為元人李淦；《文通》的作者朱荃宰，本書考定其卒年為1643年。

       
    2﹒版本選擇精審。如王若虛《文辨》通常用《四部叢刊》本，今與《叢書集成》本對勘，兩本分合不同，且有逸出前者三則，內容亦甚重要，據以增入。本書的不少傳本頗為稀見，例如從日本采入的陳繹曾《文章歐冶》、曾鼎《文式》、高琦《文章一貫》、王世貞《文章九命》等，具有獨特的版本面貌，為研究中國散文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本書底本分別采自國內各藏書單位，亦有一些未經研究者使用過的，如莊元臣《莊忠甫雜著》，其中的《文訣》三種富有藝術見解，尚鮮為人知。《四庫全書》本頗受詬病，編者經過認真比對，《四庫》本確實優于他本者，仍采用為底本，不為成見所左右。

        
     3﹒一些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長期被忽視埋沒，本書收錄并加以表彰。如王葆心《古文辭通義》一書，為一本厚積薄發之作，具有文話發展史集大成之意義，之前鮮有關注此人此書者，《歷代文話》特加整理收入，為以后的文章學、文話史研究提供諸多方便。

      
    《歷代文話》的編撰遵循古籍整理的學術規范和工作方法，以保證高水準的整理質量。其編撰原則有：一是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相結合。本書在入選書目的擬定、版本的選擇以及個別作者的辨正等方面均以原創性學術研究為支撐，體現出較高的學術價值；二是收錄文獻全而精。本書以歷代評論文章的成卷成書資料為收錄對象，從學術角度進行必要的取舍，做到學術眼光下的“應有盡有，應無盡無”。三是整理工作以底本的選擇和校勘標點為重點，力求高標準、嚴要求，為學術研究提供信實而全面的基礎文獻。在編撰方法上，首先普查歷代文獻版本目錄，在廣泛調研、仔細分析的基礎上，確定文話入選書目；其次，遍及大陸、港、臺及日、韓等地各藏書單位，廣泛調查每種入選書籍的現存版本，比較優劣，選擇最佳版本為工作底本，加以新式標點，并作校勘；再其次，每種入選書籍都作提要，介紹作者生平、成書背景、書籍內容特點、版本源流等；最后，全書按照作者生平先后為序編排，具有系統性。書后附錄索引，以便檢閱。

        
    學界普遍認為《歷代文話》編選精當，質量過硬，整理規范且符合現代學術要求，將有利于促進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深入，推動中國古代散文理論研究的發展，助成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的建構，并由此為全面認識中國文學特質、整體把握中國文學定位、形成中國自身的文學觀念提供必要的學術資源。

    《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取得新進展

       
    由北京語言大學華學誠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重大項目“《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以兩漢之交的專人作品為基礎材料，以兩漢語言文字作為研究對象，融時點描寫與歷史考察、專題研究與整體研究于一體，探索《方言》與兩漢時期語言文字的特點，出版了《〈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叢書》共8本專著，在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新進展。

    1.建構了資料最全最新的《方言》研究史。《方言》的歷代整理與研究情況，以及前人整理與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成就與不足，之前尚無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系統分析、科學概括的專著。華學誠所著《揚雄〈方言〉校釋論稿》，以揚雄《方言》的語言學史地位為基點，以綜論與專論相結合的方式展開評述，全面、科學地呈現出《方言》歷代整理與研究的面貌，為《方言》的后續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和嶄新的基礎。

    2.對《方言》“奇字”的面貌進行了全面揭示。王彩琴所著《揚雄〈方言〉用字研究》，對《方言》中記錄被釋詞語和解釋詞語的全部用字進行計量分析，區分出表義字和記音字，結合表詞情況和詞匯特點進行細致深入的考察，揭示出《方言》用字的規律、“奇字”的具體所指以及《說文》不收的《方言》用字的特點，為科學解釋《方言》“奇字”作出了新的探索。

    3.對揚雄詞匯學思想進行了系統性證明。王智群所著《〈方言〉與揚雄詞匯學》系統描寫了《方言》的訓釋體例，探討了《方言》中詞的聚合和詞義的聚合，分析了《方言》中顯性和隱性的“古今語”材料，考察了別國方言的呈現方式和別國方言的內容與特點，揭示了《方言》中“轉語”的內涵和形式，并具體闡明了揚雄的文化詞匯學思想，從而科學證明了羅常培先生的論點，《方言》是“中國語言史上發達最早的詞匯學”。

    4.對《方言》方言詞與通語詞進行了比較研究。兩漢方言詞匯的系統研究并不多，方言詞匯與通語詞匯之間的系統對應關系研究則基本上是空白。吳吉煌所著《兩漢方言詞研究》基于《方言》與《說文》，描寫了1228個方言詞的地理分布和它們的詞匯特點，考察了它們的歷史來源；以義位為單位整理出539組兩漢方言詞，討論了它們與通語詞之間的對應關系，揭示了同義異形對應詞的語音差異和語素差異；分析了12組同義對應方言詞在書面通語中的歷史發展，將兩漢秦晉方言詞與通語詞進行全面比較，探討了先秦兩漢通語基礎方言的變化。

    5.探索了研究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語音的新路子。謝榮娥所著《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在全面評估以往語音史研究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礎上，采用“方言區域文獻研究法”解決古代語言資料的性質問題，從而科學地確認出秦漢楚方言區文獻，搜集、鑒別、整理出其中的語音資料，系統分析了秦與西漢、東漢兩個時段楚方言區文獻韻語中的聲調問題，以合韻為切入口，討論了魚部與侯部、東部與冬部、支部與歌部、幽部與宵部、脂部與微部的合韻問題，并在整體描寫的基礎上初步探討了清鼻音、濁聲母、舌根音、復輔音等幾個問題，為研究秦漢古音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新路子。

    6.揭示了兩漢之交文人書面語詞匯的基本面貌和特點。兩漢之交正是詞匯復音化加劇的時期，《揚雄集》是這一時期典雅書面語（即文言）詞匯系統的代表作品，盡管對現實語言的反映較為滯后，但漢代的新興成分卻時有所見。馬蓮所著《〈揚雄集〉詞匯研究》對《揚雄集》詞匯進行了詳盡的描寫，對新詞新義作了積極的挖掘和分析，同時對成語和疑難詞語進行了考釋，從而據此揭示出兩漢之交文人書面語詞匯的基本面貌以及《揚雄集》詞匯在漢語復音化進程中的地位。

    7.探究了兩漢之交文人書面語詞類的基本面貌和特點。《法言》是一部對話體著作，是擬古文的典型代表；《揚雄集》所收主要是文學名篇，是文人書面語的典型代表。路廣所著《〈法言〉〈揚雄集〉詞類研究》以詞類為切入點，通過詳盡的描寫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兩書的用詞較多地承襲自先秦漢語，這可能是當時語言的反映，有些則可能與個體風格有關；兩書在詞類系統方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詞類系統的成員數及新詞新義的產生和變化上。

    8.探討了兩漢語法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專題。魏兆惠所著《兩漢語法比較研究》是一部斷代語法專題比較研究專著。該著的前部分集中對西漢和東漢的詞語附加、量詞、被動式、否定句的代詞賓語問題、動趨式的出現問題等專題進行了描寫和比較，其后則宏觀考察了兩漢語法的特征和地位，將以揚雄為代表的文人作品的語法特征與兩漢其他口語性較強的文獻進行比較，將西漢和東漢的語法特征進行比較，進一步證明了兩漢語法的歷史歸屬。

    千年鳳凰的現代涅槃

    ——中國古代文學藝術與現代中國社會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堅持保護利用、普及弘揚并重，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這對中國古代文化研究者進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注入了強勁動力。

        
    2006年設立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藝術與現代中國社會”，旨在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和文化對當代中國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和意義，以莫礪鋒教授為首席專家的南京大學古代文學研究團隊通力合作、潛心研究，最終研究成果——40余萬字的學術專著《千年鳳凰的現代涅槃——中國古代文學藝術與現代中國社會》即將出版。

        
    該著作“緒論”部分論證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四大特征：以人為本的精神、社會教化與個體抒情并重的多重功能、與時俱進與海納百川的演變進程、尚中貴和與氣韻生動的審美趣尚。正文分七章，主要內容有：一.分析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的總體特征、組織結構和貫穿于其中的精神和思想傳統；討論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如何參與社會文明的構建并成為中國社會文明的批判與反思力量；二.論述了中華文明的多元發生與中華民族的生成，中國文學藝術傳統如何參與了多民族統一王朝的形成和融合，論證了古代文學藝術與當代中華民族認同的緊密關系；三.展示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對周邊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巨大、深遠的影響，論述其何以能影響他人和被其他民族所接受的中華文化的內在機制；四.探討了傳統詩詞、楹聯、小說、戲曲在現代***華人社會中的傳播和影響，通過探討***華人繼承中華傳統文化這一相對獨立、完整的文化類型，研究了古代文學藝術對現代中國社會發生積極作用的可行性以及具體途徑；五.展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交互影響，論證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如何汲取異民族文化而又能堅持自身傳統，呈現出自我更新的強大生命力，也指出了近代吸收西方文化時對傳統文化避之唯恐不及的觀念和行動及其影響；六.展示了中國古代文體的演變、斷裂與承續的歷程，討論了中國古代文體的當代實踐和現代意義；七.以昆曲為例，討論了中國古代藝術的普及形式與轉換機制，探討如何使一部分傳統文學藝術形式轉化成現代人喜聞樂見的新形態，以擺脫博物館藝術的局面而煥發新生。

       
    本項目旨在對古代文學藝術進行宏觀的整體研究，并將古代文學藝術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古今社會變化很大，古代文學藝術在現代社會發生作用的深層原因以及發揮作用的途徑，都需要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理論闡釋。本項目研究在宏觀歸納和理論抽繹方面頗具價值處具體表現在：一.視野的擴展。在全球華人社會的廣闊視野中研究古代文學藝術與現代社會的關系。二.古今的溝通。在古代文學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的影響和意義這一立足點上進行考察研究。三.思考的深化。對古代文學藝術至今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作了新的闡釋。四.現實意義的加強。將純學術研究與解決當今實際問題結合。

        
    從實用價值和現實意義層面上來看，該成果意義主要表現在：一.優秀的文化遺產作為美好的記憶積淀在全球華人的集體記憶之中，成為全球華人割舍不斷的文化紐帶和文化長城。二.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它與現代社會和現代觀念具有可溝通之處，闡明這一點，可以激發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活力，對于繼承民族文化傳統，增強民族凝聚力，增強全球華人的民族自豪感，促進現代和諧社會、文明社會的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