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能來中國人民大學作演講,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交流與學習的機會。國學是具有一國民族特色的學問,各國都有自己的國學。我是一直主張從多元化的角度來看文化認同的。文化認同首先是多元的、開放的,文化認同要與文化適應結合起來,你的認同越強,你的適應性也就越強。同時,文化認同也要有深層的自我反思。越能深入地洞悉文化的缺點與陰暗面,認同就會越深刻。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是不同的,從魯迅到柏楊、李敖,看到的都是國民的劣根性甚至是丑陋的中國人;而日本則推出了日本文明的優勢,櫻花、菊與刀、武士道之忠。日本消化了兩個軸心文明,現在正在消化吸收的是第三個,西方文明。我們總是拿自己的缺點來比西方的優點,極端地攻擊國民性,這樣的“弱人政策”是不足取的。我們希望中西方都能坐下來,在對等的框架下尋求共同發展的可能。這也正是我今天要談的題目:文明對話與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的關系及儒學的創新。
文化認同
人類各文明的發展,起初少有對話。只有到了現代第二個軸心時代,平等互惠的文明對話才有了可能,但是人們還是覺得有些困難。軸心與非軸心文明之間、軸心文明之間、強弱勢軸心文明之間的影響,往往不是通過學術,而是通過政治、軍事等手段來實現的。如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征服、伊斯蘭帝國的擴張、十字軍東征,分別造成了古希臘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與其它文明的碰撞。但是,佛教就是一個例外中的例外。古代印度并沒有強大的政治、軍事手段,它的傳播是自愿的。它傳入中國,是先進的中國學者抱著學習、取經的態度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完成的。開始是大量的佛經的翻譯,后來佛教慢慢地完成了中國化,雖然玄奘的法相宗、唯識宗未能流傳下來,但佛教得到了認同。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儒家息息相關,但儒家不是傳統文化的全部,甚至從來沒有一枝獨秀過,即使是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儒學經董仲書的提倡,到公孫弘時被定為國策。但漢武帝并不是一個完全的儒家君主,他與宮廷中道教、方術的聯系更加密切。儒家思想是一個從地方到中原、從非主流到主流的典型。它源自鄒魯文化,后來一度成為了主流。從漢末到唐代,中國思想的杰出人物不是來自儒家,而是來自于佛、道,唐玄宗曾親注《孝經》,但這時的主流卻是佛、道,13到14世紀,宋明理學逐漸傳入越南、韓、日,成為東亞文化圈的主流。儒家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東亞的、越南的、***的,它的內涵極其豐富。所以,文化認同不是封閉的,儒家在歷史進程中也是有起伏的,從古代到鴉片戰爭再到現代儒家幾經起落。所以,儒家如何創新,又需要什么樣的條件呢?
這就是多元與開放的重要性所在。一般講,中國文化是三教為主,實際是明代又加上了基督教(唐代叫做景教,曾有《大唐景教流行碑》)。17世紀利馬竇來到中國,天主教傳入中國,1600后是最重要的五十年,據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研究,此時有百分之三十的朝廷官員贊成天主教,因為大禮的關系,利氏受到了來自天主教內部的批判,加上朝廷對官員的禁令,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勢頭被打斷。可見,17世紀在利馬竇時代,西方文化由傳教士傳入中國,中西文化交流很多。此后,到19世紀國門再開,西方已經經歷了工業革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伊斯蘭教在宋代就已經傳入中國,泉州作為貿易中心聚集許多阿拉伯人。伊斯蘭教的哲學家也做出過很高的貢獻,值得我們去研究。伊斯蘭原來只有三種文字,直到19世紀德語英語傳入,伊斯蘭神學才有了重大的發展。
中國是一個對話的文明(dialogical china).《論語》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對話。對話的基本價值是容忍,它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之一,儒家講求入世,但儒家不是僵化的教條主義,嚴格的說,從沒有一部儒家經典是不能懷疑的絕對權威。其它宗教則不然,不信仰是無法進入它的語境的,如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全知全能全在,這些要由信念來指導,而儒家則沒有。儒家不是宗教,但它有精神性的信仰,是具有宗教性的。光有容忍是不夠的,不要主動承認對方的存在,如巴以之爭,已互相默認對方的存在。嚴格意義上講,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互相尊重已經形成。“一個基督教徒能否同時又是一個佛教徒,一個佛教徒能否同時又是一個基督教徒?”Code與阿部吉雄的問題本身就已經顯示出了這一點。這就是相互尊重,這一點對基督教徒來說很難,他們認為人生來有罪,人有義務去拯救那些有罪的,說服他們聽到上帝的福音,對象越不信仰,自己的義務責任心就越強。新加坡曾嘗試通過宗教來發展自己的教育。他們的部長認為宗教“勸人為善”,計劃將宗教故事選入教材,但是迫于潛在的宗教的差異引起的沖突,最終取消了這一計劃。新加坡是一個失敗的例子,但是成功的也是有的。慢慢地,大家只有相互了解了才能夠相互學習。哈貝馬斯認為,一個宗教可以從另外一個宗教中學到東西。先參照后學習。如儒家的和的思想可以與各種宗教相融合。在香港舉行的“儒家與基督教對話”中,我發現13位儒家代表中竟然有7位是基督教徒。有人形象地說,一個人在周一到周五是儒家,周末是道家;工作時是儒家,退休時是道家。兩者展示的是人的不同生命形態。
儒家的基本信念是關注政府、參與社會,重視文化。這一特點決定了它與其它宗教對話的可能。文化的基督徒只是從學術上關注基督教而不信仰,儒家式的基督徒也不信仰,儒家式的佛教徒希求人間的凈土,如印順的“人間佛教”,儒家式的伊斯蘭教徒,如王岱輿、馬注、劉智、馬德新,他們將回教與儒家性格相結合,“以回補儒”因而被稱為“回儒”。對話的目的不是說服對方,儒家講“汝來求,往教非禮也”,傳教信念不強。儒家主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尊重對方的基本價值、信仰,優于基督教所說的“已所欲,施于人”,但僅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夠的,你還要對對象負責。對話有多個目的:第一是培養聽與理解的能力,第二是拓展人的視野,一位哲人說“一種面對極端的它者,給予我們解放的新的可能”,現在國內50多個少數民族的聲音是我們最應該是傾聽的。第三個目的就是加強我們的自我反思能力。猶太人常說,只有確認它者,你才能找到自己。“忠誠的反對黨”是我們最難以理解的。儒家能夠促進愛國主義,日本的岡田武彥作《崇物》,將儒家與神道教結合;越南儒家“外王內皇”,并不認同中國文化。所以說,認同儒家并不等于認同中國文化。
文化重建要走多元開放的路。2001年在參加對話時有一個構想:全球化導致霸權的展示。50年后可能只有一種語言,各種領域的界限將被打破,生命共同體出現。文明總是有根源性,地方、族群封閉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雖然,美國日益走向單邊主義,但全球化與文化多樣化是并存的,強勢文明也要走向對話。
儒學創新
在這種背景下,儒家能不能創新,有沒有通過對話創新的可能呢?歷史上曾有過儒家創新,沒有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學。儒家在鴉片戰爭后經歷了一個西化的過程。有人批判中國文化沒有發展出科學,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時說,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五四時學者對傳統文化都是批判的態度。熊十力批三綱,回到易經,唐君毅講中和的傳統,張君勱力主自由憲政,馮友蘭新時代論發展儒家。直到49年以后,新儒家在港臺繼續發展,牟宗三、錢穆、方東美等追問:儒家是否能在現代化中起作用,儒家的核心價值是否可能創新。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新儒家三代人致力于共同的問題,形成了新的傳統。
西方最主流的思想是啟蒙,啟蒙是一個基本的母體,它衍生出現代西方的價值、信念、思想等諸多問題。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的經濟的發展,西方文明逐漸占據了世界的中央,而東方文明日益走向邊緣化。西方講求實效、平等、自由,但是西方在對待自然與人的和諧,宗教與終極關懷上走入了誤區。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中批判西方一直以來將啟蒙作為神話,從而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具有了積極的意義。儒家的和,有同的意思,但在很多地方是與同相對的。和的必要條件是異,晏嬰在與齊侯對話中說“和而不同”,“和則生物,同則不繼”。《易經》中真正的在大和是天地的交泰。繪畫是多種顏色的和諧共處,音樂是多種樂器的和諧演奏。“和”才會產生儒家的“文”,即文明、文化。
儒家傳統的創新,與中華民族主體性的建構是相關的,必須保持一種多元的、開放的、反思的態勢,才有可能。五四反傳統的傳統,要把傳統文化要個包袱一樣丟掉,只能是過分的樂觀。要做到創新需要三個方面的并進:一是道的問題;二是學術的問題;三是實踐的問題。只有不限于學術的層面尋找各種傳統的結合與堅實的認同,才能開辟出新的資源。最終實現儒家傳統的創新與中華民族主體性的建構。謝謝大家。
杜維明先生簡介:
杜維明(1940- ),祖籍廣東南海,生于云南昆明。現代美籍華人學者,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人臺灣東海大學,師事徐復觀,亦受牟宗三思想影響。196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1年以來,杜維明先生一直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擔任歷史及哲學教授現任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多年以來,致力于儒學第三期發展、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及現代精神的反思,其思想廣為學界所重視。主要著作有:《今日儒家倫理》、《人性與自我修養》、《儒家思想:創造轉化的人格》等。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