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變成而立之年的壯年；30年，一株幼小的樹苗可以長成一棵挺拔的大樹；30年，電視劇從一門新興的藝術門類變成內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一大文化消費方式。

    縱觀電視劇整個行業的發展和現狀，就如同大的社會一樣，一方面是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繁榮景象，如產量驟增、技術提升、題材漸趨多樣、市場化日益成熟；另一方面，繁榮之下凸顯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某些作品質量低下、創新能力需要提高、生產方式有待更新等。套用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內地已然是電視劇生產大國，但肯定不是電視劇生產強國。面對最新年產量高達1.5萬集并且還有上升趨勢的龐大數字，“減量重質”成為目前內地電視劇的當務之急。

    1981年播出的《敵營十八年》是真正意義上的內地第一部電視連續劇，從那時算起，內地連續劇已走過三十余載。最初十幾年間全國也就是每年一兩百集的產量，至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電視劇行業經歷市場化轉型，此后便驚現“井噴式”增長，現在達到每年一萬五千余集，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電視劇“大”國。30年間，翻了幾番的不僅有產量，還有投資。《渴望》時的拍攝成本是每集2萬元，現在每集的成本動輒兩三百萬。投資的加大帶來的是“硬件”方面的突飛猛進，拍攝和制作技術的提高，服裝、化妝、道具整體水平的進步，還有影視基地如雨后春筍般的興建。

    但“軟”實力的提升就沒這么樂觀了。正如電視劇“大”國的“大”僅指產量而絕非質量，“金字塔”型基本能代表當下國產劇質量的現狀。

    舉個簡單的例子，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市場化形成為界，此前每年能夠被觀眾記住的至少有一兩部，《紅樓夢》、《西游記》、《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圍城》、《過把癮》、《北京人在紐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此后，劇集產量以每年千集的速度遞增，但能被觀眾記住的卻沒與此速度成正比，如《大宅門》、《空鏡子》、《歷史的天空》、《亮劍》、《士兵突擊》、《金婚》、《奮斗》、《潛伏》、《黎明之前》、《媳婦的美好時代》、《甄嬛傳》等，這說明什么問題？數量驟增的同時，質量并沒有完全隨之同步提高。有的是平庸之作，有的生產完即成庫存積壓，也有的播出后即“隨風而逝”。大浪淘沙，留存下來的方為經典，30年來始終被觀眾津津樂道的佳作屈指可數。

    為何“產量大、佳作少”的反差如此突出？這與行業的進入門檻低、大量資金涌入以及某此從業者“賺快錢”為上的想法不無關系。游資和熱錢的大量涌入，從某種程度上說打破了供求關系處在相對合理的區間，供求失衡必然導致產量驟增、片酬飛漲等問題，同時也為這個行業蒙上一層濃濃的浮躁之氣：“開拍前沒有完整的劇本、拍攝時邊拍邊寫”、“演員自稱多為即興發揮、編劇不爽劇本被修改”、“制作方搭個班底就想賣錢、電視臺購片看不到片子”。

    總之，這個行業的某些相關體大多時候都在“向錢看”。某些不專業的投資方只為賺快錢，他不會給創作者時間去精雕細琢一部作品，能夠短時間內收回成本的作品，其質量必然粗制濫造。電視臺最硬性的考核標準是收視率，有收視率就有廣告商，有廣告商就有錢賺。道理如此簡單，綜合兩者，什么劇制作起來省時省力又有收視率就成為“熱錢”和“游資”考慮的問題。于是，抄襲、山寨、雷劇、狗血劇不斷有人去拍，也不斷有電視臺去播。

    作為一個以市場化運作為主要方式的行業，賺錢無可厚非，但如果只為了賺錢，那么這個行業的希望又在哪兒呢？從事任何行業的人，如果沒有職業理想、沒有專業背景、沒有工作熱情，甚至連對這個行業一點點的愛都沒有，那么這個行業的前途注定是暗淡的、是不會進步的。當從業者在依靠這個行業賺錢的同時，是不是更應該抱有對這個行業最起碼的尊重，哪怕是一點點敬畏呢？

    鄭曉龍 見證“三十”

    30年來，如果讓您數出認為不錯的經典劇集，想必以下大多作品必定會入選。

    如果要選一位見證內地電視劇30年發展的業界人物，導演鄭曉龍無疑是最權威人士之一。從1982年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成立至今，鄭曉龍不僅是這個行業的第一批拓荒人，而且一直活躍在內地電視劇界生產制作的最前沿，由他擔綱策劃或親自指導的大部分電視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如《四世同堂》、《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貧嘴張大民的故事》、《金婚》、《甄嬛傳》等。30年間，整個行業的變化很多，但對鄭曉龍來說，唯一不變的是對內容和品質的堅持。

    市場化以前

    從業者充滿理想和熱情

    1982年9月17日，北京電視藝術中心(以下簡稱“藝術中心”)成立。作為生產電視劇的專業單位，藝術中心是全國第一家，比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的成立還早一年。當時電視劇的生產并無市場概念，藝術中心和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這兩大國家單位出產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內地的大部分電視劇，包括《紅樓夢》、《四世同堂》、《便衣警察》、《渴望》、《編輯部的故事》等。

    “那時電視劇產量很少，全國每年也就幾百集。當時飛天獎里有個獎叫豐收獎，專門對每年拍攝超過15集的單位予以獎勵，可見那個年代搞連續劇有多費勁。像藝術中心出品的《礦長》，2集；《頭發的故事》，1集；直到《四世同堂》，28集，連續劇才慢慢拍起來。《西游記》的片頭會打上‘長篇電視連續劇’，可以說明那時的長劇很少。”

    不知是否應驗了“少而精”、“慢工出細活”的道理，那個年代戲不多，但留存下來的不少。《紅樓夢》和《西游記》雖被翻拍無數，但公認的經典仍是上世紀80年代的版本，且成為寒暑假重播率最高的劇目之一。“如何判斷一個劇是否為經典，就看它在各個臺的重播率。”這是業內不成文的說法。《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現在來看，或許畫面已經過時，但內容還能引發觀眾會心一笑。

    為什么在一年只出產幾百集劇目的年代，能留存下并不算少的有口皆碑的經典之作？“跟思想解放有很大關系，粉碎‘四人幫’后，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強調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種思想上的解放包括了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如果沒有解放思想精神的指導，那個年代就不會有精品力作的爆發式出現。文學上，傷痕文學開始占據主要地位；電視劇上，拍了《便衣警察》、《渴望》、《編輯部的故事》；電影方面，《紅高粱》、《芙蓉鎮》、《天云山傳奇》等，文化的各個領域都出產了一大批好作品。”

    其次，那個年代從事這行的人不是奔著錢去的，鄭曉龍表示，“那會兒的從業者都充滿了理想和熱情，他們對過去有很多自己的反思，因此拍出來的作品對一代人以及社會都有一定影響力。現在很多從事這個行業的人，都是金錢至上，金錢至上的另一面就是又會被金錢限制，很多投資商或從業者拍戲的逐利性過強，作品的真實性和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

    反思過去、反映現實的作品必定是有力度的，以《北京人在紐約》為例，一部劇折射出東西方文化差異，在描寫“移民潮”的同時也反映了“出國熱”。

    市場化以后

    靠好劇建立市場規則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電視劇尚未有明確的市場化概念。鄭曉龍跟記者聊起當年的一件事兒，“藝術中心的前主任李牧1986年上黨校學習，他畢業論文的名字是《電視劇也是商品》。雖然多年以后被印證了，只不過電視劇是帶有文化屬性的商品，但這篇文章發表在《大眾電視》上以后遭到很多人的批評，他們不認為電視劇是商品。”

    不認可電視劇的商品屬性是有歷史淵源的。“最初送給電視臺是白播，不掙錢，我們是國家撥款單位，拍電視劇就是你的工作，你拍戲，國家給你發工資。電視臺播劇也不是為了掙錢，也沒廣告，他們是黨的宣傳單位。但這種關系慢慢發生變化了，電視臺開始播廣告了，有額外收入了，我們作為制作單位就和電視臺商量，你們在掙大錢的同時我們掙點小錢。1989年拍《渴望》時，我們賣給電視臺要求1分鐘10塊，每集45分鐘，就是450塊。全國那么多臺播，即便是這樣，藝術中心投資這戲還是賠了。《渴望》是花102萬拍的，總共50集，大約每集2萬；我們最后才收回59萬。”

    據鄭曉龍透露，高收視末了還賠錢的不止《渴望》一部劇，“還有《編輯部的故事》，花了150萬，最后才收回90多萬。”直到《北京人在紐約》才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這個劇花了150萬美元，是從銀行貸的款。除去還給銀行的，藝術中心還賺了70多萬(人民幣)，一部比一部好。”

    逐步“打破電視臺不給錢的習慣”是電視劇行業市場化的關鍵標識，但在當時若想讓電視臺愿意掏腰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須要有拿得出手的好劇。“靠好劇建立市場規則。央視當年播《北京人在紐約》，怎么合作？央視不出購片的錢了，但讓出5分鐘的片前廣告，我們賣廣告時間。央視的片前廣告本來只有5分鐘，《北京人在紐約》的播出讓片前廣告延長到了10分鐘。”

    行業現狀

    減量重質是當務之急

    三十年來，電視劇行業在“硬件”上的進步是毋庸置疑的，拍攝設備、后期制作、外景地建設等都有長足進步。“現在看以前的片子都會覺得粗糙；現在就是一部爛劇，視覺效果都會覺得還湊合。服化道更加專業；建了很多影視基地，經制片委員會授牌的就達到44個。以前沒有，要是拍故宮就真得去故宮拍，但故宮不可能讓你到處拍去，所以古裝戲當時會受到很大限制；拍胡同的戲就去胡同，或者臨時搭建一個，拍完就廢棄了，也挺浪費的。”鄭曉龍介紹說。

    伴隨著行業的高速發展，某些問題的出現也是必然的。其中最為凸顯的問題仍是量多質低，這一現象進而引發演員片酬飛漲、國民的文化消費單一等。片子的數量怎么就減不下來呀？“跟大量民營公司的建立、大量游資進入不無關系，大家覺得電視劇是個能掙錢的東西，如果能夠提高門檻，不是隨隨便便什么資金都能進來，整個行業保持在一個合理、專業且相對較高的制作費用的話，這種現象會有所緩解。”鄭曉龍分析說。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電視劇已成為內地人民群眾的第一大文化消費方式，對電視劇的依賴過重，而部分電視劇，毫不夸張地說都是垃圾，根本稱不上精神食糧。“老百姓的文化消費方式應該多元化，比如多讀書，現在很多人不看書，中老年人也沒有豐富的選擇。電視劇成為一家獨大，一家獨熱，這是不對的。要改變這種現象，需要從自身做起，控制電視劇產量，提高電視劇質量至關重要。按照咱們國家的行業現狀，就這么喂著觀眾，觀眾自然變成依賴了，就像小孩兒要喝牛奶，一直給牛奶，但其實他需要豐富的各種各樣的營養，一旦成人了，他的腸胃會不適應。”

    此外，鄭曉龍指出，目前內地整個行業的生產方式還維系在小作坊式，沒有進入工廠化生產方式。“整個制作公司或單位猶如一個個小作坊，就算是一個大公司，也是簽了一堆小作坊，缺乏整體規劃，單獨的工作室都是各自為政，跟我們20多年前拍《渴望》時沒什么區別。”（原標題：電視劇30年：從新興藝術到第一大文化消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