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的一生，充滿傳奇。

    他的父親是蔣介石機要秘書唐振楚，因這層關系他曾備受挫折，在“狗崽子”的罵聲中長大，怎么也上不了大學，20歲時被打成“反革命”。36歲，他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班，與易中天成了同學。大學，改變了他的“運氣”。

    1982年，唐翼明去了美國，成了夏志清先生的弟子。他至今不肯寫回憶錄，因為覺得自己還年輕，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便有了新作《唐翼明解讀顏氏家訓》。

    很難想象唐老已年屆古稀，在太多年輕人激情消退、因厭倦而止步時，他卻執著地揮舞著“國學”的旗幟，他堅信，我們終將回到傳統，回到曾經的溫情與堅持之中。

    然而，過去的百余年，“國學”曾一次次升溫，又一次次被發展的大潮所冷落，年輕一代越來越懷疑：所謂傳統，究竟是一個美好的傳說，還是改變的力量？它究竟能帶我們走多遠？這一切，可從唐老的叮嚀中得到解答。

    人生從負數開始

    北京晨報：您的父親曾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這似乎給您一生帶來了許多挫折？

    唐翼明：這也是我的“運氣”吧，別人從零開始，我從負數開始。我爸爸跑到臺灣，將我們三個孩子托付給他哥哥。“土改”時，我伯父被劃成地主，自殺未成，以后變得特別暴躁、自私，我弟弟唐浩明被送人，我妹妹因病而逝。只剩我一人的日子很不好過，經常挨打，飽嘗世態炎涼，所以離開故土后，基本就沒再回去過。

    北京晨報：您當年是湖北省高考第二名，卻沒大學敢要，為什么？

    唐翼明：當時高中生檔案分三種，一種是可錄取機密專業，一種是可錄取，一種是不錄取，我這種出身，只能是最后一種。聽別人說，北京有所大學負責招生的同志惜才，就問我所在高中的領導，能不能把政審放松一點？可偏偏趕上副校長很左，就是不同意。

    傳統觀念完全潰敗

    北京晨報：這么極端的人，恐怕今天大家已經很難想象了，當時為什么會出現呢？

    唐翼明：不是我們一個地方如此，當時全國各地的風氣都差不多，一切唯階級成分是論。人們完全顛覆了前人的價值觀，歷朝歷代人們都盼著變富，可那時大家都盼著變窮，越窮就越革命，社會地位就越高。今天看來，公然剝奪我上學的權利，這是違反憲法的，可那時誰敢說啊？

    北京晨報：是不是此前貧富差距太大，才導致了彼此仇恨？

    唐翼明：至少在我們老家農村不是，我們那里是丘陵地帶，人多地少，根本沒什么大地主，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彼此仇恨，主要還是傳統觀念崩潰，此外那時鼓勵大家互相批判，先是把人分成兩撥，你不批他，他就批你。這種人為制造的鴻溝，兩三代人都難填平。

    唐翼明：國學熱是道德自救

    我的命運并不壞

    北京晨報：背上出身不好這個包袱，您是否覺得命運太不公平了？

    唐翼明：其實我的命運并不壞。20歲時，我因為組織詩社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其實我們沒寫什么壞詩，我被關了起來，當時想，不知道得判多少年刑。恰好 “文革”開始了，大家一亂，也沒心思管我了，就把我給放了。“反右”時，我15歲，恰好不夠當右派的年齡。

    幾次大學沒考上，我去中學當了幾年老師，36歲考上武漢大學研究生，當時國家規定，報考者最大年齡不能超過36歲。如果我早生一年，或者晚恢復高考一年，我就都趕不上了，這輩子也就別想改變命運了。

    在當時，像我這樣的人，唯一能改變身份的途徑就是讀書。在研究生班，我和易中天都是高中畢業，完全靠成績翻上來的，如果當時學術界也腐敗了，我們恐怕也就沒什么指望了。所以什么腐敗，學術絕不能腐敗，古代科舉監考官出行，乘八抬大轎，后面跟著就是虎頭鍘刀，一旦徇私舞弊，定斬不饒，因為皇帝也明白，這是下層向上的通道，一旦堵塞，后患無窮。

    總之，幾件巧事我都趕上了，我的命運不算太壞。

    被外面的世界嚇了一跳

    北京晨報：您1982年去了美國，那時大陸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對外部世界很不了解，您當時的感受如何？

    唐翼明：剛開始沒多想，先在香港待了幾天，覺得很奇怪，怎么有這么多水果攤，橙子這么大這么漂亮，當時在武漢市，只要有水果賣，肯定要排很長的隊，就算買到了，也是又小又爛。到東京轉機時，進廁所時嚇了一跳，我第一次看見擦手紙，那么好的一大張紙，擦擦就扔掉了，我感到很心疼，我寫字都沒那么好的紙。到了紐約，簡直驚呆了，想不明白，這真是人建造出來的嗎？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沒有政治輔導員，感覺很不適應，不知道誰來管我，我該向誰匯報思想。當時最不理解的，是同一款杯子在不同商店里價格不一樣，兩家店隔得也不遠，我覺得很震驚：怎么就沒人管這事呢？這不無法無天了？

    北京晨報：現在看來，真像笑話一樣。

    唐翼明：是啊，可惜我當時沒有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記錄下來，現在也忘得差不多了，當時真覺得像阿拉丁神燈的傳說一樣，慢慢地，習慣了在美國的生活，從一開始的驚訝，到后來的反省，慢慢開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彼此的差距。

    國學是自下而上熱起來的

    北京晨報：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奇怪，有了您這樣的經歷，為何卻對國學情有獨鐘呢？

    唐翼明：中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保持了高速增長，這很不容易，但發展的同時，精神上也出現了一些困境，道德底線不斷被突破。今天大陸所謂的“國學熱”，并不是幾個教授發起的，而是自下而上熱起來的，說明大家有要求，在我看來，這是一次文化自救，道德自救。

    北京晨報：如果國學真那么好，當初它為什么會邊緣化？

    唐翼明：是的，任何事物都有兩面，在當下，國學熱有積極作用，但也有可能產生負面和消極作用。但要看到，國學被邊緣化是政治替代倫理教育的結果，在相當時期，我們的德育標準是“紅”，目的是培養政治正確的接班人，對提升道德操守、個人品格關注不夠。如果說社會進步猶如大河奔涌，我們不能人為地割裂它的歷史脈絡，可曾幾何時，我們不僅在學校教育中拔掉了歷史的根據，在家庭教育中也如此，“文革”時，父母教育孩子都要和社會保持統一，生怕說錯了話，被子女揭發。改革開放后，出現了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的侵蝕，加上中小學生功課壓力太大，家長不太敢對孩子進行道德、品德教育。在這種局面下，把被異化的傳統恢復起來，還是有好處的，對于民間的熱潮，應該首肯。

    “國學熱”與“五四精神”不沖突

    北京晨報：今天談國學，大家不免會問，難道“五四”前賢們開辟的道路錯了嗎？

    唐翼明：“五四”以來對傳統的批判，從大方向看沒有錯，傳統中國文化確實有落后的一面，但“五四”以來的批判中也有偏頗之處，比如把傳統看得太低，左派右派都蔑視傳統，都在搞全盤西化。

    傳統中國文化有弊端，被當時腐朽的權力利用，成了拒絕發展、拒絕改變的擋箭牌。但時代的真問題是進行制度變革，不是一股腦地否定傳統文化。

    同樣，今天的“國學熱”也絕不是要埋葬“五四”以來近百年的努力，對于國學，大家可以開放式地討論，多元并存，不能把它意識形態化。只要堅持開放、多元，就像陳寅恪先生說的那樣，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傳統同樣可以與時俱進。國學被否定了幾十年，現在剛剛開始恢復，短期內也許會泥沙俱下，但對它的負面作用不宜過分渲染，一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如果只允許一個標準，那么不僅國學不行，再好的學問都不行。

    國學和現代性可以和諧并存

    北京晨報：從歷史上看，國學并沒有內生出現代性來，為什么還要堅守這條道路呢？

    唐翼明：國學雖然沒有內生出現代性來，但它和現代性可以和諧并存。國學中也有自由、平等的觀念，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原儒思想還是很親切、可愛的。但要看到，儒家是一套心性理論，有獨到的功能，但不能夸大為無所不包，儒學并不能導致好制度誕生。一個人提高了個人修養，可能會成為好的政治家、商業家，但這不能替代政治制度、商業制度的建設，在今天，既不能用制度建設替代國學，也不能用國學來替代制度改革。

    北京晨報：如果將國學與制度分別對待，那么國學確實與現代性不矛盾。

    唐翼明：就是啊，原儒是有普世精神的，孔子并不是為一人、一國服務，而是為人人求解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于美國人、中國人、法國人，都是一樣的，孔子也從沒說過只有魯國人可以信儒家，其他國家就不行。在我看來，儒家與現代思想接軌不太難，只要不錯誤地去延伸它，儒家本身無法推出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還是要把它放在心性的領域。

    新文化運動也有負面作用

    北京晨報：既然這一代人已經基本忘掉了國學，再去恢復它有什么意義呢？直接用舶來的人文成果不就行了嗎？

    唐翼明：問題是舶來的成果很難扎下根去，新文化運動就是這樣的一次嘗試，過去大家都稱贊它的積極作用，但很少有人談到它的負面作用，我可能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意見的人。

    新文化運動用白話文替代了文言文，這確實方便了與現代科學的勾連，用文言文至少是很難陳述化學公式的，但這卻松動了與歷史的勾連。

    首先，詞義變了，許多固有的東西沒了，比如“仁”，在白話文中基本被革掉了，剩下的不過是“麻木不仁”這樣的貶義詞，再比如“禮義廉恥”，這些概念基本退出了我們的日常語境。

    其次，停止使用一套符號系統，則寄托在其上的文化意義就會被淡忘，比如繁體字所代表的價值意義，現代人已不易感受到。

    在今天，我們已很難找到自己的文化傳統，許多自古就有的普世價值被遺忘，只好從外部舶來，可我們都知道，嫁接比移栽要容易成活得多，再好的枝條，也要扦插到本土植物的根上，這樣才能吸取本地的養料，既開花，又結果。如果總是從頭再來，舶來的概念將無法吸取中國本土的深層營養，結果必然會一次次重復“橘生淮北則為枳”的窘境，不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共和主義，最終都會蛻變成專制主義。

    在繼承的基礎上做創新

    北京晨報：遺憾的是，這樣的誤區頗重復過幾次。

    唐翼明：因為對于一些挫折，我們從來沒有深刻地反省，只是籠統地說做錯了，究竟錯在哪里，沒有討論，也不喜歡提起，這樣社會就沒免疫力，結果就會不斷重復著荒謬。

    我覺得，文化在提倡創新的同時，不能忽略繼承傳統。文化是需要保守主義的，因為文化中保守的成分遠遠大于創新的成分，一個偉大的作家，一輩子能創造出幾個新詞，真正被讀者們接受，這就是很了不得的貢獻了，剩下99.99%以上的部分，還是要用傳統的老詞。一個人如此，一個社會也如此，文化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做創新。

    把中國的過去與世界的今天勾連起來，認清過去往前走，這才是更積極的態度。一味自輕自賤，固然也是前進的動力，可還是擁有充分的自尊自信，顯得更健康一些。陳輝/文

    唐翼明：湖南衡陽人，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成為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1982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至夏志清門下哲學博士，90年代任教臺灣，曾任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他的弟弟是歷史作家唐浩明，曾創作《曾國藩》、《張之洞》等書。（原標題：唐翼明：國學熱是道德自救，與"五四精神"不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