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亞曼達島發現的中國明代錢幣

 肯尼亞海岸出土的中國陶器

　　斯瓦希里文化是一種具有“世界性色彩”的文化，是借助了古代橫跨印度洋的亞非地區貿易力量的推動，在逐漸融合古代非洲黑人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之多種要素的基礎上，由來自非洲大陸本土的黑人居民與來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區的移民，在東非沿岸地區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相互影響，相互融合而逐漸形成的一種混合型的“亞非文化”。它以海上貿易為載體，以宗教信仰為紐帶，以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交融為內容，是一種多元交織的、開放型的文化。

　　斯瓦希里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地域范圍十分廣闊，它大致上沿東非海岸由北而南縱向延伸有數千公里。其北部之界限，起于今日之索馬里的摩加迪沙，中部經肯尼亞、坦桑尼亞沿海一帶，向南一直抵達赤道以南之莫桑比克的索拉法，及馬達加斯加島的北部。從橫向來看，這一文化由沿海一帶逐漸滲透到東非內陸地區數百公里到上千公里不等，遠處一直抵達剛果盆地和津巴布韋地區。

　　斯瓦希里文化大體上形成于公元7、8世紀左右，公元12～18世紀臻于繁榮，近代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而逐漸衰落。非洲國家獲得獨立后，它重獲新生，直到今日，這一文化依然是東非沿岸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有著巨大生命活力的本土文化主體，在索馬里、莫桑比克、贊比亞、馬達加斯加、科莫羅、烏干達、布隆迪、盧旺達等國，也有一定的影響。

　　古代中國，將東南亞一帶稱之為“南洋”，將印度洋沿岸稱之為“西洋”，后來又一度將日本稱之為“東洋”，這東西南北之劃定，自然是以當時之中國人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來確定的。與“西洋”文明組成部分的東非斯瓦希里文化的交往，是中國古代自唐宋以后對外交往的重要內容。但中國與非洲國家的聯系交往開始于更早的秦漢時期。據載，自秦漢王朝起，經由西域之大夏國和波斯高原之安息王朝，古代中國與非洲的埃及、努比亞、阿克蘇姆諸文明間，有了斷若游絲般的間接往來。

　　唐宋以后，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直接交往開始出現，相互認知亦逐漸擴大。唐代的青白瓷器在東非沿海地區被大量發現，索馬里的摩加迪沙及坦桑尼亞的卡珍格瓦等地相繼出土了唐代的錢幣。同時，在中國的考古發掘中也顯現了非洲文化滲透的痕跡，如在西安出土的裴娘子墓中出土了黑人陶俑，敦煌壁畫中也有黑人形象的出現。

　　另外，中國古代文獻典籍中也有了更多證明中非交往的證據。唐朝學者賈耽(730～805年)所著《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提到“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他在另一部著作《廣州通海夷道》中所記載的從廣州到三蘭國的航線，反映了唐代中國商船在印度洋的航程已經越過波斯灣西岸的阿拉伯半島，到達東非沿海地區了。“三蘭國”的具體位置到底在哪里，一直有爭論。有學者認為，三蘭國有可能在索馬里北部的澤拉港，也有人認為是在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附近或是在桑給巴爾島上，也有可能是在坦噶尼喀至莫桑比克的某個黑人居住區。但各種觀點都確認三蘭國一定是在東非沿岸。

　　不過，唐代時期中國與非洲的交往關系還是以間接形式為主。在這一過程中，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的商人似乎成為中非交往的中間商。以善于經商著稱的阿拉伯人很早就利用季風和紅海航道與東非海岸進行貿易，又通過陸路和海路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由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加之又有嫻熟的航海技術、豐富的貿易經驗、傳統的商業信譽，因此他們在環西北印度洋各國家間有著很強的中間商人的能力。他們將中國的貨物運往非洲，以換取各種當地的土特產。同時，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時將非洲人帶到中國。

　　宋代以后，隨著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中非之間的文化及物產交流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的產品不僅大量出現在非洲的北部和東部沿海，而且還深入到津巴布韋等非洲內陸地帶。宋代出版的《諸蕃志》《嶺外代答》等記載了非洲風土人情和地志物產、社會狀況、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情況。在索馬里、肯尼亞、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津巴布韋等國先后發現了數目更為龐大的宋代瓷器和錢幣。

　　到了元朝，中非之間已經建立起了直接的官方聯系。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馬達加斯加“采訪異聞”，中國著名的旅游大家汪大淵也遠行到桑給巴爾。中世紀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伊本·巴圖塔曾訪問中國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廣州等城市。我國元朝地理學家朱思本早在14世紀就在地圖上把非洲大陸標繪成一個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歐洲人到15世紀初對非洲大陸的走向仍模糊不清。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贊朱思本的非洲圖是一項了不起的“杰出成就”。

　　中國與東非國家的友好關系史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是鄭和七下西洋。在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的過程中，鄭和船隊已到達東非沿海地區，最遠可能已經到達今天莫桑比克的索法拉和馬達加斯加島。在《鄭和航海圖》里蒙巴薩被標作“慢八撒”。在蒙巴薩出土的大量明代瓷器和錢幣等文物是這一史實的證據。蒙巴薩最為著名的耶穌堡博物館現今還展示著關于東非貿易與航海歷史的大量圖片與文物。在桑給巴爾王宮的博物館里，筆者還見到一張描繪鄭和船隊的遠航圖，上面清楚地標示著當年鄭和遠航到達東非后對東非沿岸自然與人文景物的記載，上面還有“昆侖層期”四字，那是當時中國對東非沿岸黑人國家的稱呼。在這個獨特的博物館里，還有許多精美的中國瓷器工藝品、山水花鳥畫。所有這些留傳在遙遠非洲東海岸各城鎮中的古老物品，見證著、記載著中國與非洲友好交往的歷史。

　　明代有好幾個非洲國家先后派使者到中國訪問。東非麻林國(位于現肯尼亞境內)國王哇來訪問中國抵達福州時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閩縣，中國皇帝贈予其康靖的謚號。麻林國在1415年還直接遣使送來了一頭被中國人叫作麒麟的長頸鹿。它長期以來作為祥瑞的象征成為中國詩人和畫家吟詠作畫的題材。

　　在此之后，中華文明與東非斯瓦希里文明之往來堪稱繁榮，相互影響亦達到相當規模。有些西方考古學家甚至說：“中世紀的東非歷史，其實是由中國的茶葉與瓷器寫成的。”這數百年間，東非海岸分布著眾多僧祗國家的斯瓦希里海岸，因輸入中國瓷器之多，以至被西方旅行家稱作“瓷器海岸”，而這卻是一條見證東方中國與非洲友好和平交往的文化商貿海岸。事實上，瓷器只是當時中非貿易諸多往來商品中之一種。甚至到18、19世紀，興起于東非海岸的阿曼—桑給帝國，那些權勢顯赫的阿曼蘇丹、阿拉伯王公貴族，依然將收藏中國絲綢、瓷器、繪畫作品，作為其顯赫地位的象征。

　　時至今日，一條新的連貫了中國、印度、阿拉伯、非洲的“現代環西北印度洋商路”正逐漸形成，古老的亞非文明正在復興和重新崛起。(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 （原標題：中華文化與東非斯瓦希里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