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塞爾維亞知名漢學家、貝爾格萊德孔子學院院長拉多薩夫·普西奇博士在他位于貝爾格萊德老城中心的辦公室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記者：普西奇教授，你是我所見到的外國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有較高造詣的學者之一，請問是什么緣由讓你當初選擇漢語，這個不論在文化還是文字方面和自己母語差異都非常大的專業呢？

    普西奇：我在中學時就對東方文化和哲學產生了興趣，大約16歲時，我讀了由德文翻譯成塞文的《道德經》，對老子所說的“道”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信奉的“神”很好奇，那“道”到底是什么呢？后來，我讀了一些孔孟和荀子的書，仍然一知半解。于是，我把弄明白《道德經》作為學習中文的目的之一，也更加堅定了學習漢語的決心。1978年我中學畢業后進了貝爾格萊德大學哲學院，但漢語水平很差，好在貝大語言學院當時正好開設有漢語課，我就有了機會選學中文。開始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對漢語的“說文解字”上，對老師所講的關于漢字的來歷和意義非常感興趣，堅持了2年多。1985年我開始了為期三年的中國留學生活，回國后在貝爾格萊德大學哲學院任教。1991年哲學院開設選修課“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哲學”，開始我以為不會有多少人對這一課程感興趣，但后來我發現自己錯了！于是，我萌發了把老子的《道德經》翻譯成塞文的想法，好讓更多的塞爾維亞人了解老子。

    記者：你在中國留學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普西奇：去中國之前，我的中文口語可以進行交流，但閱讀水平較差，中方安排我在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進修一年，隨后到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中國古代哲學，功課包括南北朝史學、古代哲學、禪宗、《道德經》等等。開始我根本讀不懂這些深奧的原文課本，但是興趣和信心給了我毅力，硬著頭皮攻讀原著，一段時間以后每天都會有新的收獲，發現自己從原文中咀嚼的味道和讀外國人翻譯的讀本有很大的不同，我幾乎傾注了全部精力攻讀漢語和中國文學。可以說，我在中國求學的三年，是最辛苦、最有意義的三年，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

    記者：普西奇博士，你對研究、推廣中國古代文化“情有獨鐘”，并出版和發表了不少著作和譯文，你認為自己的得意之作有哪些？

    普西奇：從1991年起，我在中國、美國、英國和塞爾維亞本國有影響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30多篇學術論文和多本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論文和文集有：《嬰兒與水：老子的道》《老子宇宙觀的探討》《論老子的“無”》《宇宙的紋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對美的認識》《禪宗及其對中國藝術的影響》《中國當代美學：傳統與現代化》《絲與櫻桃：影響中日關系的負荷》《糖和紙：印度、波斯和中國文化的紐帶》以及《道德經》《中國古代四大哲學家》《中國當代詩歌選》《中國現當代小說選》等漢譯塞作品，這些都受到讀者的好評。

    記者：普西奇博士，請你談談中國古文化對現實的意義好嗎？

    普西奇：有些不了解中國文明的人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家，這是非常錯誤的。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既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也是哲學家。老子的《道德經》涵蓋了哲學、心理學、倫理、宗教等深奧理論，美國《紐約時報》曾將老子列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不無道理。學界認為，中國、印度和古希臘是世界古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國今天的繁榮與發展就是中國文化傳承的重要依據，中國古文化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文化的演繹與傳承，而中國年輕一代對古文化的興趣不足，他們更關注經濟往來。殊不知，沒有文化底蘊的經濟交往是沒有意義的，失掉傳統文化的發展等于沒有根基，沒有根基融入全球化是經不起風浪的，因此中國年輕一代要讀一讀《道德經》。（本報貝爾格萊德9月22日電 本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 戚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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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多薩夫·普西奇博士，出生于1960年，貝爾格萊德大學語言學院副教授，貝大語言學院東方語言系主任，貝爾格萊德孔子學院院長。1985年畢業于貝爾格萊德大學哲學系；1985-1988年先后在北京語言學院和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漢語和進修中國古代哲學；200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普西奇博士一直從事漢語教學、漢學研究和翻譯工作，多次參加于世界各地舉行的各種中國古文化學術會議，其中包括：1996年北京道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臺北“柏楊學術討論會”，2007年北京人民大學召開的“世界漢學大會”，以及貝爾格萊德孔子學院召開的“當代中國及其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原標題：中國古代文化是人類智慧的源泉——訪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學普西奇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