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出方城一駐鞍，先生嚴像肅衣冠。青山有廟名難泯，赤子無冤死亦安。直道曾匡王法正，片言能濟孝文寬。當時酷吏俱塵土，獨許廷尉入史看”。這是汝南參政顧福在光緒年間寫的一首《謁張廷尉祠》的詩，給漢代執法不阿的張釋之以高度評價。��
 
    張釋之（生卒年月不詳），字季，西漢南陽堵陽（今河南方城東）人。司馬遷著《史記》，將其與馮唐合立《張釋之馮唐列傳》。
 
    在張釋之出生地南陽市方城縣，東西主街道命名為釋之路。在方城縣縣城西關釋之路北側修建的張釋之祠，系紀念西漢廷尉張釋之的祠堂。始建無考，元、明、清三代先后復建重修，現存建筑物饗殿三間，祠堂三間，后寢三間。張釋之葬于縣城西北兩公里的胡崗村旁。其任廷尉期間，執法如山，剛直不阿。時有“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的贊語。
 
    張釋之從小跟隨哥哥張仲生活，一直沒有分家，家資非常豐厚。當時西漢的官員選拔有三種方式，一種是舉薦制；二種是聘用制；三種是捐資制，捐資制是朝廷為了籌集資金，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崗位向民間定價出售，從而能夠使得民間一些富戶能夠以貨幣向政府買官吏職位的方式。張釋之走的是捐款買官的途徑，他哥哥為他用錢財買了個郎中令手下的騎郎，主要職責是侍奉漢文帝。最初張釋之的官場發展之路一直不順，任職騎郎工作近十年，沒有能夠得到升遷，張騎郎感到仕途艱難，不想再這樣空耗哥哥的資財。灰心喪氣之余，想辭職不干了，回南陽老家種地去。這時伯樂中郎將袁盎出現了，他為張釋之人生道路上提供了必要條件。袁盎知道張釋之德才兼備，惋惜他的離去，就請求漢文帝調補他做謁者。謁者是專門負責傳達接待賓客之事，有時也兼任宮廷守衛和臨時差遣的小官。這個官雖然不大，因其職務活動都是在皇帝身邊，面圣的機會也就多了，張釋之這些年無時無刻不再學習思考治國經略，又經過一番充分準備后，在一次朝拜后趁機湊到了漢文帝跟前大談利國利民的大道理，借此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能。漢文帝一眼就看穿了張釋之的用意，干脆也直奔主題，讓他不要廢話要講就講一些具體實用的東西。于是張釋之洋洋灑灑大談起秦漢興廢之道，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一直侃到漢高祖斬白蛇起義，侃的是翻江倒海，日月無光。要知道漢初，劉家奪取政權還沒幾年，漢文帝最關心的就是興廢問題，聰明的張釋之說的正是皇帝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文帝自然聽的是十分開心，連連稱善，認為這個張釋之果然是個人才。既然皇帝認為你是人才，不想升官都難了，很快張釋之就升遷做了謁者仆射（負責接待賓客，傳達政令官的首領），這類似于現代的機關秘書長，正兒八經的二號首長。張釋之終于走入了皇帝的視線中。
 
    以下幾個典故分別是上林苑進諫、司馬門案、灞陵直諫、驚馬人案、高廟玉環失竊案，張釋之伴隨著這幾個典故而逐漸由謁者仆射而官拜廷尉。
 
    上林苑進諫：一天，漢文帝帶著侍臣前往上林苑觀賞景色。上林苑原本是秦都咸陽時所設置的皇家宮苑，秦始皇三十五年曾經在苑中修建朝宮，阿房宮就是前殿，秦末被項羽所焚，漢初荒廢。漢高祖劉邦十二年，允許平民進入苑中開墾耕種，后來漸漸又恢復為宮苑。文帝來到上林苑，只見草深林密魚躍鳥飛，自然覺得十分開心。又登上老虎圈附近的樓臺觀看老虎，漢文帝詢問書冊上登記的各種禽獸的情況，問了十幾個問題，上林尉只能東瞧西看，全都不能回答。這時負責管理虎圈的嗇夫挺身而出，對剛才漢文帝的提問一一作了回答。漢文帝對嗇夫的表現產生了興趣，他又開始十分詳細地詢問動物園所有動物的情況，嗇夫同志對答流利，非常全面。詢問結束了，文帝大發感慨：我們的官吏都應該像嗇夫這樣啊！這個上林尉讓我怎么信任他呢！馬上命令張釋之去起草任命書，要把嗇夫任命為上林尉。張釋之過了一會兒才上前說到：“陛下認為絳侯周勃是怎樣的人呢？”文帝說：“是長者啊！”又再一次問：“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呢？”文帝再一次回答說：“是個長者。”張釋之說：“絳侯與東陽侯都被稱為長者，可這兩個人議論事情時都不善于言談，現在這樣做，難道讓人們去效法這個喋喋不休伶牙俐齒的嗇夫嗎？秦代由于重用了舞文弄法的官吏，秦君聽不到自己的過失，國勢日衰最后土崩瓦解。現在陛下因為嗇夫伶牙俐齒就越級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會追隨這種風氣，爭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實際。況且在下位的人被在上的人感化，快得猶如影之隨形、聲之回應一樣，陛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不審慎啊！”文帝思考了一會最終取消了原來的打算，不再任命嗇夫為上林令。在回皇宮的路上，張釋之陪漢文帝同乘一輛車。文帝就秦王朝的政治弊端，向張釋之做了詳細的了解。張釋之同志做的解答都很直率，毫不避諱。車緩緩地駛向皇宮，到達皇宮后，漢文帝親自下達委任命令----張釋之調任公車令。漢代的公車令較謁者仆射而言，級別提升了一大截，職權范圍也更大了，不但掌管皇宮大門的警戒，還負責接待官員和老百姓來信來訪、各諸侯國各郡來進獻禮品等事項。
 
    司馬門案：張釋之同志在升任公車令不久，就與太子劉啟及梁王劉武發生了不愉快。司馬門是皇宮重要的外門，當時律令規定，天下上事，四方貢獻，都由司馬門接收。按照漢代法律規定：“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其司法解釋是凡是出入殿門或司馬門的人，不管是誰，都要下馬或下車步行。倘若違反這條法律條款，罰金四兩。不久，梁王入朝覲見文帝，劉啟和劉武駕車進入皇宮，在經過司馬門（皇宮外墻大門）時沒有下車。當時，劉啟的車輛已經駛過了司馬門，被張釋之硬生生地給追了回來。據此，張釋之立刻對太子及梁王進行了彈劾：經過公門不下車，犯有不敬之罪，應該法辦。彈劾奏章呈送上去，漢文帝由于溺愛太子和梁王，就把它當做一件小事兒擱置不問。張釋之很生氣，于是，他設法托人把這事兒轉告文帝的母親薄太后。太后聞之此事后，派人送來詔書，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然后太子與梁王才得以入朝。漢文帝為此事免冠自責“教子不謹”。司馬門案具有深遠意義，彈劾太子并讓皇帝摘下帽子自責充分體現了張釋之執法的公平公正。這與張釋之所倡導的“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同”的觀點和秦朝韓非子所提倡的“法不阿貴”的法律精神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畏權貴，執法如山，公平正義，體現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雛型。事過之后，漢文帝提拔張釋之為中郎將。
 
    灞陵直諫：漢文帝因為迷信，所以特別重視自己死后的安置問題，經常去灞陵，視察自己的陵墓修建情況。一次張釋之跟隨皇帝到了灞陵，漢文帝站在灞陵的北面眺望。這時慎夫人也跟隨前行，慎夫人的故鄉在邯鄲，文帝指著山下的大道對她說：“這就是到達邯鄲的交通要道啊！”慎夫人聞聽，思鄉之情被觸動，不由得有點凄然。文帝就讓慎夫人彈琴，漢文帝自己合著瑟的曲調而唱，心里很凄慘悲傷，回過頭來對著群臣說：“唉！用北山的石頭做槨，（古代安葬的棺木外層叫棺內層稱槨，即套在棺外的外棺）用切碎的苧麻絲絮充塞石槨縫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哪還能打得開呢？”旁邊的近侍們趕忙作頻頻點頭狀，連連稱是。張釋之卻不以為然，上前勸誡文帝：“假如陵墓里有珍寶，就會勾起人們的貪婪欲望，就是把金屬熔化了，把陵墓包起來，也會有間隙；假如里面沒有珍寶，就是不用石頭壘砌，也沒有什么可擔心的！”漢文帝恍然醒悟，不住地稱贊張釋之說得好，對他很有啟發。在文帝去世時，立下遺囑，陪葬的物品都是泥瓦燒制的，不允許放置貴重物品，也不許用金銀銅錫等值錢的金屬做裝飾。漢文帝的墳既不高大，也不氣派，是漢代的皇陵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個。漢文帝覺得張釋之敢于犯言直諫，就再次提職任命他做了掌管修訂法律、管理審核全國刑獄、可以直接審理重大案件、收捕犯罪大臣的廷尉。廷尉，官名。秦置。掌刑獄。從此張釋之職掌天下刑獄，相當于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職務。
 
    驚馬人案：張釋之當上廷尉之后，他的執法如山的品格愈加顯得突出。有一天，漢文帝外出游樂，護衛隊拉得很長。當御車行至中渭橋時，忽一人從橋下鉆出，正好撞上御車的驂馬，馬受驚跳起，文帝險些被摔下。那人疾速向路邊田野逃去。衛士將其抓獲后，文帝責令張釋之嚴懲。經釋之審問，方知那人是鄉下人，初來長安，半路上遇到皇帝出游，便躲在橋下。過了一會兒，他以為御車早已過去，就從橋下跑出。不巧正碰上御車驂馬，避之不及，只好向田野逃去。張釋之確認情況屬實，按法令規定“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當即上奏文帝對此人處以罰金。文帝大為不滿，勃然發怒，說：“幸好我的馬性情溫和，倘若是烈性馬，不就把我摔傷了嗎?如此大事，你居然只處他以罰金了事，這怎能使百姓儆戒呢?”張釋之分辯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應偏私。現在依據法律，作如此判決是得當的。若皇上要依個人意愿加重治罪的話，那么法就不能取信于人民啊!況且在當時，皇帝您要是派人把他殺了那就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如今皇上既然交給了我這個當廷尉的，我就履行職責，公平執法，依法辦事。我若不公正執法，稍有偏頗，而天下的執法官用法就可輕可重，任意增減刑罰，執法也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了。這樣老百姓豈不是連手腳就不知道怎么放了嗎?請皇上明察。”文帝想了一會說：“廷尉量刑判決是對的。”可見幾千年前的大法官張釋之就以該案詮釋了什么叫做“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執法以法律為準繩，而不依君主旨意行事，這在封建社會的專制體制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高廟玉環失竊案：驚馬人的案件處理后不久，西漢朝廷又發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偷竊了漢高祖廟中神座前的玉環。漢文帝對竊賊敢于盜祖廟大為惱怒。下令把盜廟賊交給廷尉嚴加懲治。張釋之依據西漢法律中規定的偷竊宗廟的珍寶、服飾、器物的條款，判處盜賊斬首示眾的“棄市”刑罰。
 
    張釋之把這個判決上奏漢文帝后，漢文帝勃然大怒，責問張釋之：“這個賊無法無天，為非作歹，竟敢盜竊皇家祖廟中的玉環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給廷尉去處治，就是要你嚴加懲處，判以滅族重刑。可是你卻像辦其它案子一樣，只是按照法律條文的規定，上報判處的意見。你這樣處置他，怎么能夠維護先帝高祖的尊嚴呢？再說也違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順的心意。”張釋之看到漢文帝大發脾氣，也忙脫帽叩頭謝罪，口里卻依然據理力爭地辯駁說：“根據法律規定將竊賊判處‘棄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斬首棄市罪還是判滅族罪，應該按照罪行情節的輕重來定。現在要是對盜竊了宗廟中的玉環器物的賊就判以滅族罪的話，那么有朝一日，再有個膽大妄為的亡命之徒，從高祖的陵墓上取走一捧土，我們怎么加重判處呢？”開明的漢文帝聽后沉思不語，下朝后與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張釋之的正確意見。這個案例是最原始的刑法上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司法為民是法律的歷史使命。張釋之在吸取法家“法不阿貴”、“刑無等級”觀點的同時，還繼承了儒家“明德慎罰”法學思想和“罪責刑相統一”的執法原則，堅持依法量刑，規范有序，避免輕罪重判或重罪輕判。由于張釋之執法嚴明。依法辦事并敢于堅持正確主張，不以個人好惡來論罪，對皇上也不阿諛逢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間避免了許多冤案，得到了當時百姓的稱頌。像宋代百姓喊出“開封有個包青天”一樣，西漢百姓口口相傳 “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自古物極必反，月盈則虧。沒過多久，文帝龍歸大海，景帝即位，就是張大人在司馬門案中得罪過的太子啟。那時，劉啟同志只有十歲左右，一晃二十載過去了，劉啟由小朋友成長為帝王，做了張釋之的老大，憶往昔，看今朝，張釋之怎能不心中忐忑，后背冒涼風！從劉啟同志登上皇位那天，張釋之就寢食不安了！他覺得劉啟肯定會恩賜災害，如何才能躲掉呢！于是自導自演了一陣子體弱有病后，張釋之又覺得不妥又想到了向劉啟妥協。在當時，有個德高望重的隱士，名叫王生。王生已年逾古稀，白發蒼蒼。他對《老子》、《莊子》、“黃老之術”極有研究，很受時人的尊重。他雖然以年高為由，不肯出仕，卻經常奉詔入朝，和公卿大臣們混得很熟。王生知道張釋之的憂慮后，對他說：“你別擔心，我來為你設法，務使你躲過此劫。”于是，王生在有一次奉詔入朝時，看到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已分班站立，他步履蹣跚地走到張釋之面前，忽然說：“哎喲，我的襪帶理掉下來了”接著，他望望張釋之說：“喂！廷尉大人，請替我把襪帶結好！”張釋之一聲不響地走到王生跟前，跪下身去，為王生結好襪帶，才站起來回班站立。滿朝的文武大臣見了，都注視著張釋之，很為他受辱不平。事后，有人問王生：“滿朝這么多文武官員，你為什么獨獨要羞辱張廷尉，讓他跪著為你結襪帶呢？”王生回答說：“我已年老，而且沒什么地位，感到自己對張廷尉沒有什么助益。張廷尉執法如山，名望很高，可稱是當今名臣。我在朝殿中故意當眾羞辱他，讓他跪下為我結襪帶，是為了讓天下人更尊重他呀！”大臣們聽到了，大家都稱贊王生的賢德，同時也更敬重張釋之的人品了。這就是“結襪王生”這一典故的由來。漢景帝本來確對當年司馬門之事耿耿于懷，想尋機對張釋之進行報復。經過張釋之為王生結襪之事，他看到張釋之如此受朝臣敬重，便也不好意思對張釋之進行報復了。但過了一年多，漢景帝將張釋之調任為淮南王劉安的國相。張釋之知道，漢景帝對當年之事還是不能忘懷，讓自己去當淮南王的國相已算是夠寬宏的了，這都是王生為自己謀劃的結果，不然自己早已被誅殺了。張釋之最終死在淮南王國相任上，得以善終。
 
    張釋之與漢文帝，一個敢于在皇帝面前嚴格執法，一個原意接受法官的勸諫，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佳話。然而，從張釋之后來為了曾經得罪景帝而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來看，中國封建社會的這種“法治”，歸根到底還是皇帝一人之治，法官本身并不受法律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