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

    張良是漢代初期偉大的謀略家、政治家。他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軍事謀略，被后人譽為“謀圣”，與文圣孔子、武圣關羽、詩圣杜甫等并列為中國古代十四圣人之一，也是漢初最受劉邦尊重和信任“三杰”之一。劉邦曾贊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外，子房（張良字）功也”。張良一生謀略籌劃事畢竟成,反秦扶漢功不可滅。歷代史學家無不傾墨載頌他那深邃的才智，極口稱贊他那神妙的權謀。

    張良是戰國末期的韓國城父人（今河南寶豐李莊鄉古城村），大約生于公元前251年，死于公元前186年，活了六十七歲左右。公元前230年，秦軍攻陷韓國國都陽翟（今河南禹州），俘虜了韓王安，昔日的韓國滅亡后成了秦國的潁川郡。韓國滅亡時，正好是張良父親張平死后的第20年，這時張良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了。張良祖上“五世相韓”，祖父張開地是韓厘侯、韓威侯、韓襄王時期的三朝相國，父親張平是韓厘王、韓桓惠王時期的兩朝相國，張良家自然是韓國的貴族，到了張良二十多歲時，家中尚有僮仆三百人。韓國的滅亡，使張良失去了繼承父親事業的機會，也喪失了顯赫榮耀的地位，無論政治上或是精神上對張良的打擊無疑都十分巨大而沉痛，他把這種仇恨集中在了反秦復韓的大業上。

    張良身為一介書生，又體弱多病，手無搏雞之力，但年少氣盛的張良對秦始皇恨之入骨，懷著報國復韓的雄心，顧不上為國亡憤死的弟弟舉辦喪葬，便遣散三百家中僮仆，拋盡萬金家財，奔走三年，四處留心訪求刺客為韓國報仇。功夫不負有心人，張良終于在淮陽結識了豪俠好義、門下素多奇士的倉海君，兩人共同制定了謀刺秦始皇的行動計劃。倉海君還給張良推薦一位大力士，其人勇力絕倫，相貌雄偉。張良十分滿意，對其殷勤禮待，并將心腹之事全盤告知。自古道：士為知己者死，大力士欣然應允。張良為他特意制造了一個重一百二十斤(約合今制五十斤)的大鐵錘，伺機刺殺秦始皇。

    秦始皇一統六國后，有一項和修筑長城同樣重大的建設工程，就是廣修馳道，開辟交通。馳道以都城咸陽為中心，其橫貫線路是：東北到達燕（今北京一帶）齊（今山東臨淄一帶），東南到達吳（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一帶）楚（今湖北西部山區和江漢平原一帶）；縱貫線路是：北至綏遠，南至零陵。據《漢書賈山傳》中說：“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就是說這些馳道寬五十步(約合今制六十九米)，路基筑得很厚實，道旁每隔三丈(約合今制七米)種青松一株。道兩旁用金屬錐夯筑厚實，路中間為專供皇帝出巡車行的部分。車馬一上馳道，就可以快速行駛。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正式“國道”。

    公元前218年中春，秦始皇帝憑借新修建的馳道，開始了第三次巡游，再次踏上了東去的行程。這次巡游所走的線路是：出函谷關，過洛陽、滎陽，奔大梁（今河南開封）、過戶牖（今蘭考北一帶），走定陶，往東登之罘（音符，古港口名，今山東煙臺北五公里）,住瑯邪（今山東膠縣南瑯邪臺西北）行宮。東游因徐福入海求仙未歸，秦始皇沒有拿到長生不老藥，最后無奈地從上黨（今山西長治、晉城一帶）而歸。

    張良密切注視著秦始皇巡游的動向，當得到秦始皇這次東巡的消息后，判斷秦始皇必定經過陽武縣博浪沙，便提前與大力士選擇行刺地點，等候秦始皇東巡車隊的到來。博浪沙在滎陽和大梁之間的陽武縣南馳道旁。這段馳道是在戰國時期的“成皋（今河南滎陽汜水鎮）之路”基礎上擴建的，歷來為洛陽至大梁、山東的必由之路。張良是韓國人，富于智慧，長于推算，對于韓國和魏國邊境一帶的交通要道，山川地形了如指掌。博浪沙在戰國時是韓國和魏國交界的地方，東有古代官方控制的渡口--官渡，北有綿延數十里的牟山和鴻溝（清溝水），西有水面寬闊的蒲田澤，南面是自己的韓國故地，是一個便于行事后逃逸得好地方。

    一天，有消息告訴張良：遠遠看到三十六輛車隊由西邊向博浪沙處行走而來。前面一些人鳴鑼開道，緊跟著是馬隊清場，黑色旌旗儀仗隊走在最前面，大小官員在車隊兩邊前呼后擁。張良確定這就是秦始皇的東巡車隊，知道報國復仇的時機到了，就與大力士一起到達預定伏擊位置準備行刺。

    按照秦代“天子駕六”的禮儀，秦始皇應該做六匹馬拉的座駕。當車隊臨近時，張良與大力士只見車隊的車輦全部是四匹馬拉的座駕，分不清那一輛是秦始皇的座駕。原來，秦始皇登基后曾多次遇到刺殺，便加強了安全防范。這次東巡，他也早有防備，令所有車輦全部改為駕四，并時常換乘座駕，車輦外面封閉，即使是門窗也用帳簾嚴密遮擋，外人自然很難判斷秦始皇坐在那輛車的座駕里。張良一時不知如何下手，情急之下，看到車隊中間有一輛最豪華的駕車頗為顯眼，便指揮大力士向該車擊去。五十斤重的大鐵椎一下將乘車者擊斃倒地。然而，被大力士擊殺斃命者卻不是秦始皇。

    張良功敗垂成，痛惜不已，又不得不急速趁亂逃離現場。秦始皇大為震怒，立即命令全國各地大肆搜捕十日，捉拿刺客。由于搜捕情勢急迫而緊張，張良隱匿藏身，以避風頭。

    博浪沙與張良因此事一舉成名。

    千百年來，一些人對“謀圣”張良存有一種膜拜、追念、崇敬的情結，經過長久的沉淀、混合與發酵，形成了一種攀附、排他和演義的文化心態，加上對歷史信息記載和掌握的局限性，導致后人一直對張良行刺和隱匿的地點存有爭議。為了搞清這段真實歷史，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討和澄清。    

蘭考白云山張良墓

山東微山湖張良墓

     一、秦代陽武縣博浪沙在今中牟一帶，現原陽縣東南兩處博浪沙之說有誤。

    關于博浪沙的地點自漢唐以來都有不同說法，但主要有兩種意見占上風：一種意見說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陽縣東南數里，且有張良行刺后隱匿在原陽縣城東二十公里的留侯村和“古博浪沙”石刻為證；另一種意見說博浪沙在今原陽縣城東南十四公里的陽武舊址南，張良行刺后直接逃往陽武縣戶牖鄉（今開封蘭考北二十里）白云山（今蘭考偏西南十二里）。對此，原陽人、中牟人和開封人一直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據歷史文獻記載，陽武縣秦代歸三川郡（三川即黃河、雒水、伊水，治所在今鄭州市北古滎鎮)管轄，位于三川郡的東部。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有明確記載: “清溝水又東北徑沈清亭（沈城即前沈清亭也，水在今中牟縣北），疑即博浪亭也。服虔（河南滎陽人，曾任東漢尚書侍郎）曰：博浪，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所未詳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為韓報仇于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于此。又北分為二水，枝津東注清水。清水自枝流北注（蒗蕩）渠，謂之清溝口。渠水又左徑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又徑曹大祖壘北。”

    《詩經·鄭風·清人》中有“清人在彭”的記載。彭是春秋時期鄭國地名，在青水岸邊一帶。清人是指清邑之人，清邑以清水為名，在今中牟西南十六公里古城村。  

    官渡作為韓國和魏國邊境地帶的重要交通樞紐，起源于秦代之前，應該是魏惠王開鑿鴻溝和諸侯爭霸的產物，它是陽武縣及其博浪沙存在的重要坐標參照地。

    《詩經·鄭風·清人》中清水、彭地、清邑以及現在仍然存在著的官渡，均與《水經注》中的陽武南博浪地名記載相吻合，秦代陽武縣城及其博浪沙應該在中牟縣西一帶。問題出在西漢初年之后, 由于統治者出于管理等原因的需要，武陽縣被大舉分割,渠水以南和縣西的地方設立了中牟縣。陽武縣城隨之進行了多次遷移，或在秦代陽武縣東北方的濟水（今黃河）北岸邊，或在中牟縣東的蒗蕩渠南岸，或在濟水以北的今原陽縣城處，讓后人難以把握。

    《漢書.地理志》記載："陽武有搏浪沙"；《晉志》記載：“卷縣有搏浪沙”等，都不過是陽武縣城自漢代以后頻繁遷移與合并所帶來的結果，與歷史事實基本相符。只是《史記.索隱》中“浚儀西北四十里有搏浪沙”的記載，與博浪沙在今原陽縣城東南十四公里陽武舊址南的記載相吻合，實際上是兩個角度一種說法，卻與歷史事實不相符。

    秦代陽武縣的轄地是很大的,包括今鄭州市區和中牟縣，并向東北一直延伸到山東東明縣境內。現在的開封在秦代初期為三川郡陽武縣高陽鄉，蘭考縣為陽武縣戶牖鄉，甚至原陽、封丘部分地區也可能是陽武縣的轄地。西漢時陽武縣被拆分成多個縣,陽武縣城經過多次遷移,直到唐代才遷入并穩定在今原陽縣城一帶。

    湮毀于黃河中的原陽縣城東南十四公里的陽武舊址，很可能是公元447年（北魏·太平真君八年)中牟并入豫州滎陽郡陽武縣時的產物。它為我們提供了公元前206年漢代至公元 621年唐(五德四年)代期間，陽武縣城頻繁遷移的例證。搏浪沙在原陽縣城東南數里或在原陽縣城東南十四公里陽武舊地南的說法，也是從這之后才開始被記載和誤傳的。由于后人不了解這些變遷，才造成唐朝以后對搏浪沙所在地的錯誤判斷。

    事實上，關于秦代陽武縣城在現今中牟縣官渡西、蒲田東之間的歷史記載，要早于在原陽縣城東南數里或在原陽縣城東南十四公里陽武舊地南的歷史記載。雖然《史記》和《水經注》都記載著公元前128年至前121年時期的歷史事件，但是《史記》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記載不真實傳說的現象。而《水經注》卻來自漢代著名地理學家桑欽的《水經》，這是我國第一部較完整的記述有關河流水道的專著，應該比《史記.秦紀》中記載的歷史地理更具體和準確，更何況《水經注》中所記載的東漢尚書侍郎服虔就是河南滎陽人，對于當地的歷史情況應該比司馬遷了解地更清楚。

    對陽武縣城所在地不同歷史階段記載的混淆不清，是直接導致漢唐時期以后，人們容易將秦代初期的陽武縣城，誤以為是今原陽縣城東南十四公里已被黃河淹滅的漢代陽武縣舊城，或是今原陽縣城的主要原因。這些誤載不僅使清代陽武知縣謝包京（1662年在任）在錯誤的地點，糊里糊涂地立下了“古博浪沙”碑刻，至今九泉不知；還使民國秦史專家馬元材在錯誤的地點（1934年12月到訪），陷入了“其地必多風沙”的迷茫認定之中，給后人開了一個玩笑。毫無疑問，兩件事都在無意中對誤傳之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原陽博浪沙碑

       二、張良行刺后急速逃亡下邳（今江蘇睢寧北九十里）隱匿藏身，在今蘭考縣白云山或原陽縣留侯村居留之說均值得商榷。

    秦始皇遇刺后又驚又怒，立即責派隨從和當地官吏嚴密捕拿刺客，并通令天下，大肆搜索十日。張良卻早有逃脫的安排,他改換姓名，隱匿藏身。關于張良行刺后隱匿藏身所在地問題，蘭考人和原陽人也各有說法：

    原陽人講，張良行刺后順路往東逃到今原陽縣城二十公里處的留侯村，躲藏一段時間后，才離開原陽，走的是原陽黃河北岸的蔣莊鄉周屋村的張良渡。可是，據考察,留侯村是后來由原天洲村改名而來的。《史記》、《漢書》及各代版本的縣志都沒有這樣的記載。張良渡更是現代人為發展旅游杜撰而來的，跟張良一點關系都沒有。

    蘭考人講，張良行刺后逃到秦代陽武縣戶牖鄉的白云山，躲藏一段時間后，便去了下邳。這種說法除地方志外，也不見于正史記載。　

    對此，竊以為張良有三點原因不會在上述地點躲藏：

    一是張良對秦始皇行刺失手后，陽武之地事實上已成為官吏嚴密搜查刺客的重點地區。憑張良的機智，不可能不考慮到這一點。既然如此，張良也就不可能冒著官方查封河道和渡口使自己遭遇被捕的危險，向東北連續橫渡鴻溝和濟水，逃往今原陽縣城東邊的留侯村藏身躲避。

    同樣的道理，張良即便向東逃往陽武縣戶牖鄉的白云山，也不過是順路歇腳而已，不可能逗留藏身。因為戶牖鄉白云山是秦代陽武縣的轄地，在秦官兵搜查的重點地區以內。戶牖鄉還是秦始皇繼續東巡的必經之地，而白云山就在秦始皇東游線路附近。秦始皇躲過刺殺后繼續東巡，曾在戶牖鄉遭遇昏霧天氣而難以行走，一氣之下將戶牖改名為東昏。張良不可能在這樣危險的地帶居留，而會馬不停蹄地逃奔距博浪沙較遠的下邳脫離險境。這比在陽武轄地內任何地點居留都安全得多。

    二是假如張良在原陽留侯村或蘭考白云山作臨時逗留，也不敢聲張，當地人也就不可能知曉當時還不存在的留侯。即便說張良藏身并留名于上述兩地，也與張良隱姓埋名的逃亡歷史記載不符。發生這種情況應該是張良功成名就以后的事。

    公元前2001年（漢六年）正月，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后大封群臣，他令張良自擇齊國三萬戶為食邑。張良以自己政治目的和個人目標已經達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滿足，再加上身纏病魔，體弱多疾為由，主動辭讓。他謙請將公元前208年與劉邦第一次相遇之地、人口僅一萬戶的留地(今江蘇沛縣一帶)封給自己作食邑，得到了劉邦同意。自此張良才被稱為留侯。后來張良再次告病退職，摒棄人間萬事，崇信黃老之學，游遍名山大川，專心修道養精。只有到這個時侯，張良才可能有閑情逸志，去原陽縣的留侯村或蘭考縣的白云山訪游居住，而不會在危險的時間、危險的地區這樣做。

    三是下邳當地有史記載，公元前２１６年農歷四月，張良已在下邳隱姓匿名兩年有余。據《史記秦始皇紀》記載，秦始皇這次東巡是“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的時候。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剌在《雪中妃子》詩中說：“疑是陽和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由此來看，“中春”和“陽和方起”之時，應該在農歷二月底至三月初之間。就是說，自張良在陽武行刺的公元前218年農歷二月底或三月初，到記載張良隱匿下邳“兩年有余”的公元前２１６年農歷四月，剛好是張良行刺后兩年一個月的全部時間。這就排除了張良有空隙在原陽縣留侯村或蘭考縣白云山“躲藏一段時間”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博浪沙在秦代陽武縣南一帶。而秦代陽武縣則在今河南中牟縣偏西北，也就是官渡西與莆田東之間。這里才真正是張良刺殺秦始皇的博浪沙所在地。張良刺殺秦始皇后，沒有在秦代的陽武縣轄地，包括現在的原陽縣留侯村和蘭考縣的白云山“躲藏一段時間”，而是快速逃到了下邳隱姓埋名藏身，一直到九年后張良參與滅秦扶漢的農民起義。在功成名就后，身為留侯的張良辭官賦閑，有了閑游的條件和時間，來到已成為漢代陳留郡東明縣（今開封蘭考）的白云山居留。可能這時張良也曾到過陽武縣的留侯村暫住；也可能是張良的后代因犯罪被取消留的封地后，曾遷徙到此地居住，并以先人張良的封地和爵位之名，將天洲村稱作留侯村。

    河南中牟縣城西一帶，才是漢代謀圣張良在陽武縣南博浪沙刺殺秦始皇的真正地點，以往的歷史誤會應該得到糾正。果真如此，對長眠于開封蘭考白云山的張良也將是一種告慰，對誤樹“古博浪沙”碑刻的清代陽武知縣謝包京和誤認原陽為博浪沙真址民國秦史專家馬元材也將是一種解脫，對客觀歷史和后人更是一種尊重和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