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商丘良好的師承與廣泛交游是其珍貴財富。《宋史》載，范仲淹在應天讀書時，“從戚同文學”。事實上，當時掌管書院的，已是戚同文之孫、戚綸之子戚舜賓，范仲淹在《與睢陽戚寺丞書》中表達了其敬仰之情與師生情誼。范仲淹的另一恩師王瀆，宋州虞城人，王瀆父王礪，又“師戚同文之門”，王礪子王洙、孫王堯臣，又與范仲淹先后同朝為官。范仲淹丁憂3年期滿，即將離別書院，特向朝廷上《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建議朝廷授予王洙“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被朝廷采納，被傳為佳話。

    開啟宋代理學思潮

    執教應天書院期間，范仲淹關心社會時局變遷，以備積極入世進取之需，身為臣子敢于擔當責任，位卑言輕卻冒獲罪之險向朝廷上《上執政書》倡言改革，在開啟北宋理學思潮和奠定宋代學術基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的歷史長河中，出現過三座巍巍高峰：一為先秦諸子百家，二是宋學的興盛，三乃清末民初的大師輩出。

    范仲淹在執教應天書院時，除重視人才培養外，還關心社會時局變遷，以備積極入世進取之需，在開啟北宋理學思潮和奠定宋代學術基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與歐陽修等人所開創的學術探索的新局面，體現了宋學勃興的新精神、新氣象。

    宋學，究其濫觴，實始于韓愈。但若論宋學開山祖師則非范仲淹莫屬。這種觀點已始見于朱熹，他在其理學史開創之作《伊洛淵源錄》中就指出了這一點：“本朝導學之盛……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此“漸”即指范仲淹。朱熹將范仲淹置于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之首。

    著名思想家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肯定了范仲淹在北宋理學思潮興起中的開啟地位：“蓋自朝廷之有高平（范仲淹），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后人以陳陘為宋學開山,或乃上推之于陳摶,皆非宋儒淵源之真也。”

    錢穆先生將“宋學精神”歸納為“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兩端，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講學）”。就這三端而論，范仲淹的領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歷史功績不僅在于政事革新，即使是“創通經術”和“書院講學”也開風氣之先，不失為一代宗師的學術地位。

    范仲淹不僅有主持應天書院的教育實踐，也有判國子監（太學前身）的宦歷，其教學思想和實踐猶足稱許。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也指出：“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宋初三先生以范門為師，“安定、泰山、徂徠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們對范仲淹的推崇備至，不僅在人品政績，也在經術學問，即范仲淹宗經但不守舊注的學術新路子。而這些名士皆在應天書院就讀成才。

    范仲淹身后先后主盟北宋文壇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人，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等，無不從學于范，皆畢業于應天書院。撇開論資排輩，單就開學術風氣之先及薦拔人才而論，范仲淹的宋學開山地位也是當之無愧的。

    范仲淹的另一位高足張方平說出了當時士林對范仲淹高山仰止的一致推崇，他在《上河中同理范學士書》中說：“始者，學士執親之喪于南都，暇日以道義教徒于鄉之癢,誘人樂善,孜孜不足。經術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仰慕高義，心用激發。”

    由此可見，應天守喪執教之后，無論經術還是教學，范仲淹已如東漢末名士孔融（人稱孔北海）一樣，享有時望和重名。

    范仲淹執教應天書院期間，身為臣子敢于擔當責任，位卑言輕卻冒獲罪之險向朝廷上《上執政書》倡言改革，為國家安危殫精竭慮。慶歷新政中的州縣興學，更是奠定了我國900余年的地方教育體系基礎。【原標題：執教應天開啟宋學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