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當年在應天書院講學時的遺物——柱石

      “范仲淹的應天情緣”系列之四

     引子

    PREFACE

    “范仲淹讀書成才的地方是應天書院，奠定京官生涯的地方是應天書院，婚緣南都、家計寧陵的起因是應天書院。在應天書院，他熏染軸心文明使‘先憂后樂’襟抱初步形成，同時作為宋學開山開啟了北宋理學思潮的興起。”商丘市睢陽區文聯主席張學勇一番話將范仲淹與應天書院的情緣簡練地進行了概括。

    在商丘采訪范仲淹，最不能越過的便是應天書院。范仲淹23歲起入學應天書院5年，39歲起執掌應天書院2年，先后在應天書院7年，他又在商丘成婚、生子、侍母、置田，與商丘和應天書院的淵源可謂十分厚重。而且，23歲至40歲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關鍵階段。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情操和教育主張，與他在應天書院所受的教育和熏陶不無關系。

    商丘是墨家創始人墨翟故里、道家代表人物莊子故里、名家代表宋  （xíng）故里，形成中國軸心時代“百家爭鳴”的核心地與策源地。另外，亦有商宋文化、漢梁文化、曹魏文化、運河文化等。商丘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與氛圍，對范仲淹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商丘吸收儒、釋、道、墨等多家思想于一體，為當時學術思想界的核心人物，成為“宋學開創者”。

    范仲淹后執教應天書院，親身躬耕，不僅使應天書院成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還對以后書院發展及學風的確立有開創奠基之功。他在書院治學嚴謹，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名臣賢士、棟梁之材，并為改革中國科舉制度作出了不朽的努力，他在應天書院的教育改革與實踐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塊豐碑。

    同時，范仲淹在應天良好的師承與廣泛的交游，豐富了他的社會生活，增添了他前進的力量，在商丘留下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傳誦不息的名篇佳作，如《南京書院題名記》和《上執政書》等。

    商丘市范仲淹研究會副會長孫綱說：“《岳陽樓記》中范仲淹所表達的憂樂思想，最早形成于商丘，這是無疑的。”

    應天書院、范仲淹，是商丘歷史上最能詮釋文化與精神的兩個經典詞組，范仲淹思想形成商丘獨具魅力的范仲淹文化。千年歷史走過，范公精神猶在守望著魂牽夢縈的家園。

    □記者 朱金中 通訊員 馬學慶 文圖

    經世致用轉變學風

    公元1026年，應南京留守晏殊之邀，范仲淹掌應天書院教習，倡導“明體之學”,強調學以致用,短短兩年時間，使應天書院成為國家教育和學校的一個樣板，“使天下庠序規由此而興”……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耐人尋味，應天書院成就了范仲淹，16年后，范仲淹又成就了應天書院，使它成為中國的四大書院之首。

    范仲淹于公元1026年回應天府為母守孝，應南京留守晏殊之邀，掌應天書院教習。懷著對母校的無限深情，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范仲淹用自己獨特的教育實踐與理念，“使天下庠序規由此而興”，為整個國家的教育和學校樹立一個樣板。公元1034年書院改為府學；公元1043年改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開封和西京洛陽的國子監相互輝映，歷北宋一代經久不衰。

    在應天書院執教，范仲淹訓督學生皆有法度，勤學恭謹，書院改革主要包括慎科舉、敦教育，倡導“明體之學”，德行與學問并重，做人與治學結合，確立了培養“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動了宋初學術、書院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

    在教學內容、教育方法上，范仲淹強調學以致用，主張學生應學經之大義。他制定出明確的教育目標：“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書院學子“相繼登科”，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像孫復、石介、張方平這樣的優秀人才。

    崇尚德義仁教是應天書院的學風、師風。當時許多窮苦學子來應天書院求學，范仲淹不分老幼貧賤都給予求學者耐心的指導，還經常把自己的薪俸拿出來接濟他們。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復就是其中之一。孫復，字明復，跟范仲淹學習，因家貧而輟學。范仲淹知曉后不僅資助他，還給他在書院中安排學職，每日掙三千文以供家用，使孫復能安心學習。由此，孫復極為感激，勤奮攻讀，最后終于成為“德高天下”的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