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逍遙游》的中后部分，出現一則寓言——“堯讓天下于許由”。堯是古代社會具有普世道德的人格典范，也是理想君主圣王的典范。他作為賢君將天下讓給世稱的賢者許由，這個歷來會被稱贊的美德行為，在文中卻已莫名地帶了尷尬揶揄的味道。大家看到這里會預知恐怕不是要寫什么好事兒。這說明，你已經被不知不覺地浸染了莊子思維的節奏。
 
　　在堯一番冠冕堂皇的稱頌與謙遜言辭之后，許由不留情面地回答：你管天下，我管自己，你管得挺好，我玩得很爽。我代你治理天下，那不都是虛名嗎？要來有啥用。咱們還是各安其分好了，您回去歇著吧，天下對于我來說根本沒用。這里面“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這句話，演變成了中國民間常見語匯中的“家財萬貫，一日不過三餐；廣廈萬間，夜眠不過六尺”。很明顯，在這個故事里，正是有意地形成前后文之呼應，讓堯帝扮演看似高大的鯤鵬，許由則扮演真正逍遙的小鳥小蟲的角色。
 
　　《逍遙游》又繼續寫道，堯雖有天下之大業，但當他拜訪幾位超越世俗規范價值之外的隱士之后，茫然地似乎喪失了天下之位。這種失落感的原因在于：他驟然發現，自己一手統治天下的這種世俗標準中的至高權力，在他們面前喪失了力量，一切都虛無縹緲。因為這些通達大道的人從心里覺得這些價值與權力是“無用”的。這有點兒類似當代哲人阿倫特的理論，她認為權力力量的實現必須來自雙方的參與，在一方行使或展示其權力時，即便相對的另一方不必采取直接的對抗方式，而只是消極地退出，讓自身消失，權力也會自然消失。在不參與不回應不合作的態度下，權力就無法實現，它的力量就會全然落在空處。而且莊子所描述的，不是消極退卻，而是清醒地以睥睨世俗的精神和天地的大視野，看到萬事萬物的同一性，也清楚生命的最高意義必須在于活出自己，“盡己與自適”（即自然自由自在自足），所以才會積極而徹底地蔑視一切外在標準與功利。
 
　　莊子在這里還使用了一則寓言故事：宋國人到越國賣帽子首飾，越國的習俗是人人剪光頭發、身刺花紋，根本用不著它。這個故事既是對前一部分的總結，也提前引出了“有用無用”之辨。歷代對此寓言的注解大致有兩種。第一種解釋認為物能存在，就是自然，相互齊一均平，物各有性（獨立本我）、物各有用（獨立價值）、物各有極（生命行為的局限與極點）、物各有分（生命行為的內容與范圍），所以，各盡其性、各安其用、各盡其極、各安其分，則自由自得，各自逍遙。這里表現出的正是越人有其性、安其分，帽子首飾則是有其用、有其極。第二種解釋側重于有用與無用的標準。即標準在己而不在物，在自我而不在他人。帽子首飾在宋人眼中是有用和有價值的，但在越人眼中它們的價值為零。
 
　　另外要補充的是，相對人而言的“物”，有用與否的標準確實存在，問題是，在現實生活中“有欲”、“有待”的背景下，人卻往往正是異化為這種“物”，總是需要自己有用和被用。而“物”，就是會由人定價、由人取舍、由人擺布。這樣的人就會在他人評選與外在標準下不斷起伏擺蕩，喜憂驚怖、寵辱不安，始終做不了自己的主，當然喪失了自我和自由。就像在堯的眼中認為許由是有用的，而許由也恰恰就是不想被當作某種有用的“物”，這讓人想到湯顯祖說的但求能做無用之人、不做有用之物。
 
　　標準和價值，有用和無用，都來自欲望，都決定于人心。包括上面說的關于權力的互動關系，同樣存在于有用與無用的相辨之中。也就是說，萬事都不在于“它”，而在于“我”。在于我要不要、我想不想、我認為它是什么。一件衣服也好，一顆鉆石也好，我不要，它的價值就在我面前瞬間消失；演化到一份職業、一種權力，也是同樣的。要想讓一切東西失去價值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在行為上選擇“不用”，在思想上認為它“無用”。當這樣做時，也就自然地使人保持了寶貴的懷疑與批判，保持了距離和清醒。拒絕和放棄是人最后的權利，也是一個人尊嚴與原則的最灰暗、最低層的底線；但是如果用另一種思路看，它也會成為生命最華彩的至高準則。當一個人可以發自內心、坦然淡定地拒絕和放棄一切誘惑時，他就成為了最瀟灑自由的人。
 
　　這和全篇“小大之辨”的理念也產生了直接呼應，萬物皆各有其性，各有其用，各有其喜憂，各有其局限，各有其定數，均平齊一，并無差異，所以，有用與無用的差別本來就不應該有。小大之辨讓人真正懂得各盡其性、各安其分，各安其分自然就各自有用，各自有用就不會再汲汲外求他用，不求他用自然就會“無待”，無待就能各得其宜，各得其宜則物各逍遙。
 
    統治天下是世俗社會的最高權力，天下是世俗社會的最大范疇，而它到底算不算真有權力，是不是最大的范疇，都是在“用”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你想要，它就是有用的，你開始追求這種“用”，就會有待。所以，有用和無用的問題，本質上仍舊是有待和無待的問題。從小大之辨到無待，再從無待到無用，都指向一個目標，各得其宜的自由逍遙。《逍遙游》正是從這個小段落的轉折，順理而成章，走向最后的收束部分——“無用之用”。作者：李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