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鈞：至美鈞瓷上下求索

劉志鈞是個既有“闖勁”又有“韌勁”的人，為人勤奮謙虛，卻不乏敏銳縝密的思維，什么都愿意去嘗試。他常認為生活就應該有“曠達不羈”的心態，然而他的態度又是認真的，歷經近三十年的探求，也頗有積累和收獲。“跨界”的發展，使得他在鈞瓷、設計、國畫、油畫等領域游刃有余。劉志鈞敢于對鈞瓷既有形式進行創新，不斷追求鈞瓷藝術的新境界。他所提倡的“新鈞瓷藝術”是以設計引領陶瓷藝術，在不斷地追求陶瓷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而他一向倡導的“陶瓷、藝術、生活”理念，是在致力于陶瓷藝術與生活的融合。用瓷土演繹東方美學，以釉色渲染中華人文，繼承唐宋文化精髓，秉承儒、釋、道精神，是他所構筑陶瓷藝術靈魂的基石。

驀然回首人在陶瓷路

劉志鈞，1969年生于禹州市，自幼隨父親學習繪畫。他的父親既是一位畫家，又是一位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由于工作的關系，經常會設計一些鈞瓷造型。在很小的時候，劉志鈞就經常隨父親去神垕。

但劉志鈞真正接觸陶瓷藝術，還是要從他的藝術引路人、老師尚揚和楊國辛談起。早在劉志鈞讀高中的時候，藝術家尚揚因一項巨型壁畫設計工程，來禹州制坐。同行的還有楊國辛等湖北美院的老師，也參與壁畫創作，同時還嘗試了一些鈞瓷創作，而這項壁畫工程十分巨大，有九層樓的高度，是當時“亞洲第一大壁畫”，這就給了劉志鈞很好的學習機會。熱愛繪畫的劉志鈞聽說禹州瓷廠來了幾位大畫家，就自己經常跑到工廠里，一邊當幫手，參與老師的工作中；一邊請教繪畫技法，這項工程前后耗費了兩年。在這期間，劉志鈞不僅在美術專業方面受到了尚揚和楊國辛等的指導，扎實了美術功底，而且在陶瓷藝術方面甫一入門，就受到了學院派理念的影響。他說：“年輕的時候對什么都比較好奇，都想去嘗試一下，最初的理想是當畫家，覺得無拘無束、很過癮。我考學的時候，當時的湖北美院不像現在的院系那么細分，只有美術系和工藝美術系。后來感覺搞設計很有趣、新鮮、好玩，就由美術系的國畫專業轉入了工藝美術系的工業造型設計。在設計領域，一晃干了二十多年。雖然轉入鈞瓷造型研究領域，也沒埋沒了二十多年的經驗，畢竟陶瓷造型藝術與設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也還算是在鈞瓷藝術的圈子有所依持。沒有想到的是，這幾十年兜兜轉轉竟然又回到鈞瓷行里了。”

憑高遠眺見長空萬里

劉志鈞師從于張守智、尚揚、楊國辛、付中承、晉佩章、楊文憲、徐國楨等當代大家，在劉志鈞近三十年的藝術歷程中，他們的言傳身教和諄諄教誨，使得劉志鈞的起點有著常人無可比擬高度，特別是在鈞瓷藝術上，劉志鈞可謂是集中西之學，兼諸師之長。

如今，他不僅具備了出色的藝術才華，更是在鈞瓷、設計、國畫、油畫等藝術領域出類拔萃。諸位老師作為劉志鈞的生命中的引路人、嚴師、摯友，也對他頗為嘉許。他鈞瓷藝術的成就也受到業界肯定，先后被選為中國陶瓷工業協會藝術陶瓷委員會副秘書長，擔任了河南省美術家協會設計藝術委員會副秘書長，也獲得了國家級大師榮譽的肯定——“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劉志鈞說：“名頭是給人看的，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為每一位老師對我認真的教誨，我自身是渺小的，但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 1993年，禹州鈞瓷研究所正式成立，劉富安擔任副所長，主持該所的專業技術工作，主抓鈞瓷設計和工藝。當時研究所里缺一個文筆較好的設計骨干，劉富安前往鄭州大學找到劉志鈞，邀請他回禹州。劉志鈞回憶說：“那時候，每逢周末，我都要回禹州，同劉富安、文國政等討論造型、畫設計圖……劉富安大師是一個十分勤奮和聰明的人，對鈞瓷造型精益求精，為研究一個滿意的鈞瓷造型，常常會耗費半年進行推敲。”

在“劉富安鈞瓷藝術工作室”期間，劉志鈞擔任了工作室的副主任，兼劉富安大師的助手，他同劉富安大師探討并設計一些新的鈞瓷造型。隨后又成為晉佩章先生的關門弟子，晉老先生在鈞釉的理論和實踐上，給予了他耐心的指引和無私的教誨。” “無論是在做人還是學藝，晉佩章老師都使我受益匪淺。他對我是十分嚴厲的，手把手教我選料、選礦……”劉志鈞回憶說，“一年里至少有200天都待在瓷區，在這期間，親手制作鈞瓷的機會一下子多了。大概七八年的時間都呆在晉家鈞窯。與晉佩章、晉曉瞳有不少學習和交流的機會。晉老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來研究釉色，將鈞瓷釉色之美發揮到極致，對我更是毫無保留的。”

有意思的是，二十年后，劉志鈞成為了晉文龍（晉佩章長孫）的老師。晉文龍說：“老師（劉志鈞）對我挺嚴厲的，觀察非常細致，行為上有一點不合規，都會提醒我，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合適，老師也會分析很到位，有理有據地進行批評。（劉志鈞）在評析古代經典陶瓷造型時，拿張守智老先生給他講的話來指引我：‘你師爺經常跟我說，你首先要把傳統陶瓷藝術的精髓徹底領悟，你才能在鈞瓷藝術上承古開今。’并親自動手帶領我學習現代陶藝技法，進行嶄新的設計和嘗試新造型的創作，施釉也是他手把手教的。尤其是使用同一種基礎釉方，制作不同顏色的釉彩。”

劉志鈞卻表示，他只不過是把從晉佩章老師那里學到的東西又還給了晉文龍。

而楊文憲和徐國楨兩位老先生嚴謹的陶瓷科學理論、扎實的陶瓷燒制經驗，也都使得劉志鈞受益匪淺。已逾耄耋的楊文憲還經常親赴禹州瓷區，每次去都要求劉志鈞跟隨。一方面身邊有個放心的人可以照顧自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指導配釉、燒造時能夠把自己的畢生所學傳授愛徒。2013年，在楊文憲和徐國禎老先生作品聯展上，特意安排了劉志鈞代表兩位老先生的眾多門生，向兩位老先生敬獻紅圍巾。看著得意弟子為自己親手帶上的紅圍巾，坐在太師椅上的兩位老先生笑逐顏開。

古臺荒蕪拔鞘試青鋒

正是由于得到張守智、晉佩章、徐國楨、楊文憲等老一輩陶瓷大家的親傳親授，劉志鈞對鈞瓷文化、燒制技藝、鈞釉配制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學習，并在此基礎上對鈞瓷藝術與工藝形成了深刻的理解和認識，骨子里流淌著根深蒂固、純正而新鮮的鈞瓷血液；同時，藝術科班出身的他，憑著對藝術理論的研究和多年的設計經驗，使得他能夠以嶄新的眼光、前衛的理念去全面地審視和看待鈞瓷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在他看來，鈞瓷藝術的巔峰時期是在宋代，這主要包含了兩層涵義：第一，宋鈞已成為一種標桿、參照物，從當時的人文和社會背景來分析，宋代文人及皇家注重“道法自然”的觀念，崇尚“自然、質樸、含蓄、內斂、簡潔”的美學精神。第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玉是一種極具文化象征的符號，而具備“似玉非玉而勝似玉”品質的瓷器，如：鈞瓷、汝瓷等備受宋人的追捧和喜愛，甚至成為宮廷專用的器物。而宋鈞設計還僅限于“器”，主要作為宮廷御用的陳設器，以及禮器等。

由于傳世宋鈞的珍稀，當今大眾普遍認為鈞瓷是一種收藏品、甚至是奢侈品。作為五大名窯之首，普遍認為制作“用器”會掉價，所以目前鈞瓷多以作為收藏品的陳設器、觀賞器為主。任何瓷種都應當有器物具備 “為人所用”的功能性價值，在現代鈞瓷上往往被人無意識地忽略掉了，“鈞瓷是用開看的”——這是人們的誤區，鈞瓷的發展受此局限，很難達到新的高度。工藝美術，首先講求實用，其次才是觀賞性，美而無用的東西，曲高和寡，很難積累大量的受眾。故而應該強調“人文第一，審美次之”的創作觀念。“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近年來，鈞瓷也迎來了悄無聲息的變化，業界都在積極努力求新求變，以往秉持固守的理念也在和新的社會環境進行磨合，鈞瓷設計慢慢地朝著實用器物類的造型延伸。這是正確的方向，長遠看來，也是利于鈞瓷藝術的發展。

魂寄夢牽何處可追尋？

背負前輩的智慧和心血，劉志鈞從全新的角度一直在思考著，如何將鈞瓷與現代藝術理念融合，在鈞瓷藝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他繼續探索鈞瓷藝術的可能性，提出了“新鈞瓷藝術”的概念，即現代鈞瓷要充分借鑒和吸收其他姊妹藝術門類的裝飾性特點，如浮雕、繪畫、當代陶藝等，來豐富鈞瓷藝術的表現形式。并試圖探索出一種新的鈞瓷藝術發展出路。尤其是“鈞釉瓷板畫”，這一藝術形式被傳統鈞瓷觀念所不屑，而敢于創新的他希望在這一方面有所突破。

為此，他也做了大量的功課和準備工作，討論和嘗試了繪畫與釉色結合的種種可能。然而，其中諸多細節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完善。在題材和創作方式的選擇上，這一形式的選項非常廣泛，但與鈞瓷現有材料聯系在一起，并落實到具體的制作工藝上，還要在細節上多番考量。因為鈞瓷的釉色特點決定了它不可能完成具象的東西，但試驗出的好作品甚至神似于趙無極的抽象繪畫。

劉志鈞補充說：“這些還僅僅限于理論實驗階段，是否能得到業界、市場的認可，還未可知。但我堅信，美的東西定能引起共鳴，因為美是一種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