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在廣袤大西北綿延兩千余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著70多年以前一段的紅軍西路軍的悲壯歷史。1936年10月10日，紅軍西路軍成立，由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紅四方面的紅九軍、紅十軍3個軍組成。全軍總數為21800余人，武器只能裝備一半人馬，彈藥更是缺乏。渡過黃河之后，面對數倍于我的兇悍馬家軍匪徒，在沒有后方，沒有補給，天寒地凍的戈壁灘上，連續進行了一條山、古浪、高臺、倪家營子、梨園口等多次戰役，至1937年4月底到達新疆的只剩420余人。其中力戰犧牲的超過一半，被俘的有6000多人（其中多數被馬家軍殘忍殺害），日后國共合作期間被中共營救加上流落民間通過各種途徑返回陜北的共約6000余人。紅軍西路軍是一支英勇之師，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1957年，黨和人民政府在高臺烈士陵園為西路軍英勇犧牲的將士們建立了紀念碑。徐向前元帥題寫碑文，他在碑文中提到了一位叫鄭義齋的革命烈士。鄭義齋生前是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紅軍西路軍高級指揮員。

    鄭義齋（1901～1937年），河南許昌縣人。原名鄧少文。早年在印刷廠當工人，曾發動和組織印刷廠工人進行兩次罷工，響應京漢鐵路工人罷工。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做地下交通工作。入黨后，他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為黨組織運送武器彈藥和物資，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錢莊老板兩袖清風
 
    1930年，他接受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在上海開辦了“義齋錢莊”當上了錢店老板，周旋于十里洋場。這個錢莊一面作為黨籌集經費的企業，一面作交通站。這時，他對外是經理，對內仍作交通工作。從此，他改名鄭義齋。當時山東黨組織準備舉行武裝暴動，鄭義齋和錢莊一位“伙計”攜帶巨款前往濟南，為暴動提供經費。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濟南，特務橫行，當地組織遭到破壞，兩人在城里轉來轉去，幾天都接不上關系。身上的錢用光了，肚子餓得“咕咕”叫，“伙計”把掌心的燒餅屑舔吃干凈后，望著鄭義齋肩上的褡褳，低聲的央求道：“老板，是不是把里面的錢拿點出來用。”鄭義齋搖搖頭說：“這筆錢一文也不能動，那可是本錢啊，準備做大生意的。”看著“伙計”沮喪的樣子，鄭義齋安慰道:“你把我穿的這件馬褂拿到當鋪去，再熬上幾天，想法把關系接上。”關系終于接上了，錢送出去了，鄭義齋當完身上的衣物，化裝成苦力，為火車鍋爐加煤，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在錢莊工作兩年的時間里，鄭義齋為了給黨籌集周轉資金，為蘇區購買轉運重要物資，四處奔波，歷盡艱險。
 
    蘇區紅色理財專家
 
    1931年，上海黨中央領導機關陸續遷往中央蘇區。鄭義齋亦結束錢莊工作，于1932年離開上海，前往鄂豫皖蘇區。鄭義齋來到鄂豫皖蘇區，繼鄭位三同志之后，任財委主席兼銀行行長。對于開展銀行業務，促進蘇區經濟建設，開展對外貿易方面，做出較好的成績。

    當時，革命形勢很好，紅軍迅猛擴大。但是由于錯誤路線的結果，致使紅四方面軍在反擊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中受到巨大損失，被迫突圍西征，歷經艱辛和險惡戰斗，直到進入川北才站穩腳跟，重新開辟建立革命根據地。隨著革命力量的發展，根據地的擴大，壓在后勤保障工作人員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這時，鄭義齋身兼數職，既任川陜蘇維埃政府財委主席兼工農銀行行長，又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還兼任兵工廠和造幣廠廠長。在這一段時間里，他那種一心為著黨的事業，一切為著前方勝利的高度革命事業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難以忘懷。

    紅軍從鄂豫皖倉促撤退，千里轉戰來到川北，吃飯成了很大的問題。義齋同志建議：紅軍各級政治機關，要協助政府開荒種田，毀煙種糧。到1934年，在省委關于“多種糧、多種蔬菜、多喂牲畜”的號召下，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糧食、棉花、油料、蔬菜、豬牛雞鴨，都獲得豐收。義齋同志還領導總經理部帶頭，堅持勤儉節約，大米主要供作戰部隊和傷病員，后方多吃雜糧。紅軍剛入川，食鹽曾一度是一個嚴重問題。儀隴南部戰役后，紅軍占領了部分鹽場。義齋同志親赴鹽場，組織職工、灶戶恢復生產，并將大量食鹽運往后方，既供軍食，又作向群眾換糧、換布之用。

    在這段經濟上極為困難的時期，一次，地下交通站通過敵人封鎖線運回一批鹽巴，鄭義齋喜出望外，吩咐經理部人員及時分配下發。分發中，鄭義齋取了半斤鹽巴裝在一個小袋中帶回家去，然后，他把警衛員小曾叫來：“你把這包鹽送到徐總指揮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樣，也在唱旦（淡）角呢。”

    鄭義齋和徐向前總指揮是親密戰友，三天前兩人在一起研究部隊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總留他宵夜，炊事員端上兩盤小菜，菜倒新鮮，吃起來卻淡而無味。鄭義齋嘴里不說，心里不免一陣難過，徐總指揮身上擔著那么重的擔子，日夜操勞，生活上也和戰士們一樣在苦熬著。如今，有了這批鹽巴，給徐總指揮送點去，也是理所當然的。不一會兒，小曾回來遞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義齋同志，謝謝你的好意，我這里已經有了鹵水，鹽巴還是留著你自己用吧。鄭義齋凝視著字條，眼淚潤濕了眼睛，他想了想，又命令小曾將這包鹽送到戰地醫院，院長向傷員講了這包鹽的經過，大家深受感動，當場就有一批傷員要求重返前線投入反圍攻戰斗。

    穿衣問題也是當時另一大問題。1932年秋天，部隊從鄂豫皖出發，只穿隨身衣服，千里轉戰，已破爛不堪，入川時又是隆冬，穿衣問題迫在眉睫。鄭義齋與各軍、師商定，共同負責，各軍師經理處均成立被服廠，總經理部成立了三個工廠，統一籌劃，分工制作冬夏衣服。布匹來源主要是由總經理部在全蘇區設站收購土布（也與糧食站合在一起），一部分向邊沿地區商販采購。經過努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統一供給。

    為了解決全軍的穿衣吃飯問題，鄭義齋確實費盡了心機。紅軍的武器彈藥主要是從敵人手中繳獲。而各種武器的修理，便成為保障作戰的主要任務之一。鄭義齋的辦法，仍是依靠大家動手，分級負責。通知部隊每到一地，均要搜集當地的槍炮工人，安排在軍、師軍械修理所。有多余的和技術好的送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分工辦法是：軍、師修理槍和毛病較小的機關槍和炮。其余軍、師修不了的，均送總經理部修械廠修理。自從繳獲了敵人兵工廠機器以后，更提高了修理質量。

    紅軍繳獲了兵工廠和造幣廠后，鄭義齋親自組織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的搬遷，建立了紅軍的兵工廠和造幣廠，在短時間內，雖經幾次搬遷，仍然生產了白藥（發射藥）、炸藥、子彈、迫擊炮彈、手榴彈等，其中手榴彈保障了全軍的需要。紅軍所需的其他用品，如雨具、防滑掌（腳碼子）、飯碗（木質的）等等，以及西藥以及醫護工作用品，鄭義齋均具體指導，逐個解決。

    對于銀行工作，當時大家都不懂。鄭義齋在上海及鄂豫皖搞了幾年，在當時只有他算是專家。但他還是虛心學習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了解關于貨幣的理論。他親自搞調查研究，根據蘇區的具體情況，向上級提出了銀行工作的幾條方針，均得到領導的同意。鄭義齋很重視銀行的宣傳工作和立信于民。川陜工農銀行開幕那天，經理部的同志們趁勢進行宣傳，并當場進行兌換及存款業務，擴大了影響。

    紅軍1935年3月渡過嘉陵江后，整個前方后方都在不斷轉移之中。根據這種情況，鄭義齋當即組成三個兵站，跟隨部隊行動，就地籌集糧食及物資，分配部隊使用。他率領總經理部及所屬工廠，跟隨部隊轉移。沿途凡有兩三天以上的休息，各工廠立即進行生產，就地取材制作被服用品，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彈等。
 
    魂斷大西北
 
    1936年10月，紅軍西路軍成立，紅四方面軍總部帶五軍，九軍，三十軍西渡黃河，開始了出征甘西北的異常艱苦的戰斗歷程。

    1937年2月下旬，經過連續作戰作傷亡慘重的兩路軍被敵人圍困在倪家營子一帶。在這里，部隊與敵人血戰了七天七夜，傷亡慘重，彈盡糧絕，被迫于3月5日突圍向西北轉移。一路上，屢遭敵人的追擊堵截。我軍邊戰邊撤，退入祁連山。眼看著局勢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刻，西路軍總部臨時在康龍寺以南的石窩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決定今后的行動方針。

    接到開會的通知之后，義齋把部里分開保管的金子、銀元收集起來，包成幾包，用針線縫牢實，準備隨身帶到總指揮部，給即將返回延安的領導同志作路費。然后，他率領10余名戰士，帶上金子，離開大部隊，順著山溝向總指揮部所在的陣地出發。誰知，沒走多遠就遇上了敵人。鄭義齋指揮戰士們沉著應戰，邊打邊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但是，增援的敵人越圍越多，像一群紅了眼的惡狼一樣，嗷嗷叫著撲了上來，眼看著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為了使經費不落到敵人手里，鄭義齋同志當機立斷，命令戰士小張馱上金子突圍，務必送到總指揮部，他自己卻留下來指揮掩護。小張沖出去了，經費安全地送到了總部領導同志手里。而鄭義齋同志卻因身中數彈，同留下的警衛戰士一起，全部壯烈犧牲了。這天，是1937年3月13日。鄭義齋當時還不滿36歲。

    鄭義齋生前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川陜蘇區的軍民都親切地稱他為“紅財神”。鄭義齋對工作嚴肅認真，對戰友和藹可親，對敵人無比仇恨，為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年青的生命，他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共和國的豐碑上。作者：俞長纓   (作者單位：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