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曹勛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曾幾度隱居在浙江天臺，度過了十余年閑逸的生活。作為一名愛國志士，曹勛最初的歸隱是在南北宋易代之際經歷了亡國之痛和求和之辱，拯時濟世的抱負難以實現的基礎上采取的一種精神補償，而晚年的幽居則是其佛道思想滋長后走向消沉的主動選擇。曹勛的隱逸詞主要表達了兩方面的主題：一是對山水田園生活的熱愛；二是對禪道思想的感慨和了悟。
 
    關 鍵 詞：曹勛/靖康之變/隱逸/田園逸趣/禪道思想
 
    曹勛（1098—1174），字功顯、公顯，陽翟人（今河南禹縣），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有詩、詞、文合集《松隱文集》四十卷傳世。曹勛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愛國志士，從小就接受“詩禮是傳，約己惟孝謹兮，忠恪是肩”（《迎鑾賦·受命》，《松隱文集》卷一）的儒家傳統教育，歷事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四朝，始終奉守“為人臣以忠”的做官準則，其一生卻幾度歸隱浙江天臺，優游在山水之間，追求超然獨處的閑逸之趣，其間創作了大量隱逸詞。本文擬對其隱逸心態的形成及其隱逸詞創作作一論述。
 
　　一、仕進中的隱逸情懷
 
　　曹勛出生在世代業儒的家庭，其父組、伯父緯俱有俊才。父曹組（字元寵）早年仕途不順，六舉未第，曾著《鐵硯篇》自勵，后因占對敏捷為宋徽宗所幸，官至道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曹勛因父恩補承信郎，宣和五年（1123）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以武吏身份走上仕途，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屢立奇節。
 
　　曹勛一生仕途基本順利，一是早得父蔭而得官；一是靖康亂離中隨徽宗北上并獨自南潛有功；一是出使金國不辱使命，得請徽宗梓宮并慈寧太后以歸。在紹興十二年（1142）請得徽帝梓宮及慈寧太后以還，曹勛卻因“久留異地，困于力役”等原因反復上疏，請求奉祠閑居。紹興十五年，“忠靖（曹勛）既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臺”[1]。這段時間，他在臺州過著亦官亦隱生活。紹興二十年（1150）稱病隱退，“保信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許便居，以勛引疾有請也”[2]。退隱后在天臺過著“侶方外之高士，訪親舊之知音。一觴一詠，有琴有書”的閑逸生活（《迎鑾賦》，《松隱文集》卷一），直到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致仕后，曹勛才回到臨安繼續為官。
 
　　重回中央后，曹勛因迎鑾之功深受皇上恩寵，在仕途上可謂一帆風順，孝宗朝授太尉，這是武官官階中最高一級，后又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貴為一品大員，身居要位。雖然仕途順暢，晚年的曹勛心境趨于恬淡和閑適，他曾自我表白：“也愛休官，也愛清閑。謝神天、教我愚頑。眼前萬事，都不相干。訪好林巒。好洞府，好溪山。”（《行香子》）在臨安為官期間，曹勛曾多次上書要求辭官歸隱，崔敦詩當值擬撰詔曰：“輕視軒裳，乃卿素志”[3]，道出了曹勛對閑逸生活的追求。
 
　　隨著佛道思想的不斷滋長，乾道元年（1165），68歲高齡的曹勛再一次選擇了幽居天臺，對此，其《乾道盛德訟》有“特蒙賜俞，以幸晚境，安處閑退”之記載。乾道四年（1168）曹勛重新被朝廷啟用，“晚歲歸心豈易收，掛冠已去復淹留”（《再乞休致未遂得二詩呈之寄鄉友》，《松隱文集》卷一五）寫出了其無奈的心態。曹勛雖身在朝廷，卻對天臺山念念不忘，《憶天臺》詩云：“懸車歸臺山，乘田方自勤。豈謂羈紲舊，嚴召煩圣君。至此忽三歲，遇事無一欣。屢奏歸田書，遐心行白云。”（《松隱文集》卷八）
 
　　直到乾道六年（1170），曹勛才再次休官致仕歸隱天臺，與第一次的無奈歸隱不同，曹勛晚年的歸隱是其主動的選擇。他用晚歲游息之地“松隱”給自己的文集命名，其隱逸思想可見一斑。
 
　　二、曹勛隱逸心態的多重審視
 
　　仕與隱，廟堂與山林，是古代大多數士子所共同面臨一個的艱難抉擇。“兼濟天下”永遠是士子們人生的出發點和最終理想。曹勛出生于封建儒學家庭，卻幾度在仕途順暢之時選擇歸隱，其隱逸心態的形成有著復雜的原因。
 
　　一是宋室南渡后朝廷奉行投降政策，詞人有志難伸。
 
　　隱逸迎合了亂世中愛國志士無力改變現狀的無可奈何的心態。宋室南渡之后，在當權者一意主和的高壓政策之下，大多數士人只能放棄對自我社會價值的實現，轉向內心追尋自我生命存在的意義。退隱林泉山野這種陶淵明式的人性關懷，在南渡時期獲得了知識分子普遍的文化認同。
 
　　曹勛曾是一位堅定的抗戰派人士，當靖康之變，徽宗、欽宗被擄金營后，曹勛奉密詔從河北遁歸，面見高宗便積極諫言抗戰北伐，主張以抗戰來營救宋徽宗及收復失地：“今唯有設壇誓將，戮力死戰，若勝一陣，則金人便當知畏。若不迎頭奮激，恐又生凌暴，愈難制御。”遁歸路上見河北之民“忠義赤心，貫于白日”，“其民強顏偷生，怨入骨髓”，這更堅定了他以武力迎回徽宗的信念，懇求高宗“下痛徹之詔，號召四方智勇豪杰，舉國北征，以圖大舉。”（《前十事》，《松隱文集》卷二六）他的這種主戰態度卻激怒了執政者，落得“九年未得遷秩”的命運。
 
　　后出使金國不辱使命，曹勛卻選擇了歸隱天臺，表面原因是“功高眷渥見忌于權臣”，實質是對紹興和議之后的茍安之局不滿，深感國事日非，環境險惡，于是將對政治的關注收拾起來，轉而投向山林之趣，但詞人的“忠赤之心”未改，即便是隱居天臺期間，未嘗一忘國恥，寫下了《項王懷長沙》、《有所思》、《漢宮昭君怨》、《京口歸燕》等表達內心悲憤和對投降派殘害忠良之憤慨的愛國詩篇，表現出強烈的抗金復國思想。一個愛國文人拯時救世的胸懷與抱負，在軟弱的政治面前毫無實現的希望，“英銳有為之志磨滅以盡”[4]，歸隱成了最佳的消解苦悶的方式。
 
　　二是宋室南渡時隨徽宗北狩、南渡后奉命出使金國的特殊經歷，使曹勛的心靈在經歷了亡國之痛后又飽嘗求和之辱。
 
　　靖康之變，金兵的鐵蹄踏破了中原，“自金兵南侵，二帝北狩，江山僅余半壁，繁花盡付流水。”[5]曹勛的亡國之痛比那些因亡國而流寓在南方的文人要深刻得多。寫于晚年的《掛冠說》對靖康亂離中隨徽宗北狩和奉密旨潛回南京的經歷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泊隨從徽宗北狩，死于賊手而復生。又被密旨，令間道攜勸進書及二后的信，間行北道，夜行晝伏，或饑渴并日，或臥于污濕，一己百恐，朝不保夕。既得上達，又困于桂玉，勞于千慮，聞鼙鼓之音，猶疑有變；驚鳴笳之響，尚思困虜；聞足音之眾，則惕然懼。”（《掛冠說》，《松隱文集》卷三十七）屈辱的被擄和險象環生的遁歸經歷給曹勛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成為永遠的心靈傷痛。
 
　　紹興十一年曹勛副何鑄出使金國之前，宋高宗將他召入內殿，說了一番很無奈的心里話：“汝見虜主，第云父母眷屬久蒙安存，恩德至厚。然歷時為多，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堪處？若于此時大國垂念，父兄子母家眷如初，則舉族感德，子孫相付，不忘于心”（《迎鑾賦》，《松隱文集》卷一）。貴為九五之尊的皇帝，不想著如何北伐，而是低聲下氣地哀求敵人，國格人格掃地殆盡。這種屈辱的使命，在曹勛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痛。
 
　　三是長期受佛道思想浸潤的結果。
 
　　曹勛早年積極入世，晚年則與僧道往來密切，喜好誦經參佛。與之交游的道人有王道錄、張達道、瑞巖仰老、曹道士等，禪師有鄭逸道法師、惠真禪師、雪寶顯禪師等，與這些人的交游，加深了他對佛老思想的理解，促進了其思想從早年的以政治為主到晚年以佛老為主轉變。晚年的曹勛為了治病和追求長壽，不僅向丹客求取藥方，自己也煉丹。同時他還為寺院道觀題詞作文，前者如《題顯恩寺》、《仙林寺記》、《六和塔記》、《徑山羅漢記》等，后者如《清隱庵記》、《重修桐柏山崇道觀記》等。其詞《法曲·道情》更是詳細記敘了道家修煉之事。這一系列的舉動表明晚年的曹勛已無意仕途，掛冠歸隱是其佛道思想滋長后的主動選擇。
 
　　三、曹勛的隱逸詞創作
 
　　宋室南渡期間，掛冠退隱之風盛行，抒發出世情懷、宣泄樂天知命和逍遙遁世思想的隱逸詞便繁榮起來，成為詞壇上慷慨悲歌的愛國旋律之外的另一個重要主題。王兆鵬《南渡詞人研究》中概括南渡詞人創作的兩大共同主題，一為抗戰愛國，一為山水隱逸。作為一個有著隱居經歷的隱士、詞人，曹勛創作了近20首隱逸詞，主要表達了兩方面的主題：一是對山水田園生活的熱愛，一是對禪道思想的感慨和了悟。
 
　　曹勛親身經歷了國破家亡的奇恥大辱，體會了卑躬屈膝的滋味，這種特殊的經歷在其心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種種經歷促使他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意義，體會到個體生命的寶貴和自由的難得，在“紹興和議”之后幾度選擇隱逸的生活，視陶淵明為隔代知音，不僅心儀，且在行動上模仿，優游山水成為其退隱后的主要生活方式。曹勛在隱居天臺期間創作了大量的山居詩，“吟詠情性，陶寫風景，深得晉靖節旨趣”[6]，表現出醉心山水田園的一面。
 
　　《宴清都》詞云：“野水澄空，遠山隨眼，筍輿乘興廬阜。天池最極，云溪最隱，翠迷歸路。三峽兩龍翔翥。盡半月、猶貪杖屨。閑引杯，相賞好處奇處，險處清處。凝佇。道友重陪，西山勝跡，玉隆風御。滕閣下臨，晴峰萬里，水云千古。飛觴且同豪舉。喜醉客、龍吟度曲。待記成佳話，歸時從頭細數”。“廬阜”指廬山，那是一處適合隱居修行的場所。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釋慧遠》云：“自遠卜屋廬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7]此詞起句“野水澄空，遠山隨眼”點出了廬山景色的壯美，映射出詞人不為物累的灑脫情懷。詞人在道友陪同下游覽廬山勝跡，流連忘返，“閑引杯，相賞好處奇處，險處清處”，欣賞美景，飲酒作曲，生活逍遙自適，這種閑云野鶴般的生活，自然要將它“記成佳話，歸時從頭細數”。
 
　　曹勛在隱逸生活中感受到了沒有名利是非的閑適生活的美好，其《阮郎歸》云：“玉宸賜得水云身。初欣不佩紳。煙霞一任著衣巾。朝中散袒人。湖水靜，了無塵。語兼天上春。道人相見肯情親。銀鉤墨尚新。”“玉宸”本指天上宮闕，此處指朝廷宮殿，“水云身”指歸隱山林之人。詞人對宦海生涯產生了厭倦，于是反復上書請退，終于得到了皇上的恩準，成了一個自由人，脫離了爾虞我詐的官場，詞人感到萬分的欣喜。大自然的純凈素潔澡雪塵心、洗卻俗慮，詞人或與道友們談玄論道，或揮筆作字，這種脫離了污濁官場的悠閑自在的生活使詞人獲得了精神的超脫和心靈的快適。
 
　　南渡大部分詞人的歸隱是無奈的，是在自我價值無法實現的基礎上采取的一種精神補償方式，他們的隱逸詞在表現閑適之情的同時又往往流露出難忘世事的情懷。曹勛的隱逸詞在表達對山水田園生活的迷戀時，也流露了不得不隱的無奈，詞人把自然山水視為精神的避難所，遠離權力中心后，可以暫時擺脫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意的苦悶，借山水來愉悅自己，發掘自我的生命價值。
 
　　南宋時參禪悟道之風盛行，許多文人在投入隱逸生活的同時，也加深了對禪道思想的鉆研和感悟。曹勛以詞作為參禪悟道的載體，其中一部分隱逸詞表達了看破功名富貴、任運隨緣的思想。這部分詞作的主題就是在隱逸生活中消解自身，借宗教力量來安撫內心的沖突和矛盾，努力追求一種波瀾不驚的境界。《訴衷情》：“人情世態飽經過。眼也見來多。忙中調得便去，不是有人唆。云似舞，水如歌。笑呵呵。這回還我，半世偎綏，一味磨跎。”隨緣適愿、無往無求的生活態度能消解凡情，淡化痛苦。吟詠的是一種脫身于名利是非之后所獲得的不為物役、無所追求、及時行樂的自在生活。透過詞章表面的閑放，我們可以感受到詞人意在借助參禪悟道使自己熄滅對國事的牽掛和因此而來的心靈的煩悶，從而靜心隱居的環境和生活方式。既然不能置身于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舞臺，那就只有將自己的失落消解在佛家的禪悅情趣和老莊的曠達逍遙里。
 
　　這一部分隱逸詞的創作對于詞人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有著自我消解、解構的作用。曹勛自青少年時期就有著遠大理想抱負，有著強烈的積極入世思想，以經邦濟世作為自己人生的宏偉目標。就是在靖康之變后，曹勛受命出使金國議和，依然想著為國建功立業：“何妨談笑，平生志節，可障狂瀾。預約黃花前后，殊庭瞻對宸顏。”（《朝中措》）詞人自比荊軻，相信憑一己之力可挽狂瀾。一腔報國熱情面對著茍且偷安、山河日下的國勢，卻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嘆息。
 
　　曹勛的最初歸隱是一個愛國志士在經歷了亡國之痛和求和之辱后的無奈之舉，晚年的再度歸隱則是佛老思想滋長后心靈走向消沉的選擇，隱逸詞的創作正是借抒寫歸隱林泉、參禪悟道來釋放內心郁結的最佳方式。
 
    作者簡介：吳冬紅，1969年生，麗水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參考文獻：
 
　　[1]樓鑰：《工部郎中曹公墓志銘》，曾棗莊：《全宋文》卷5997，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頁。
 
　　[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一，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618頁。
 
　　[3]崔敦詩：《賜曹勛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不允詔》，《粵雅堂叢書崔舍人玉堂類藁》，道光光緒間南海伍氏刊本。
 
　　[4]劉承斡：《松隱集跋》，嘉業堂叢書本《松隱集》卷末，吳興劉氏序刊本，1918年。
 
　　[5]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6頁。
 
　　[6]曹耜：《松隱集后序》，曾棗莊：《全宋文》卷六○六四，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0頁。
 
    [7]釋慧皎撰：《高僧傳》卷六，湯用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