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實際上,黃歇之攻魯滅魯，不僅是乘人危難之舉，毫無功勞可言；而且在戰略上，也犯了重大錯誤，楚國也并未因此真的“復強”起來。
 
    黃歇從公元前261年攻魯,至公元前249年貶魯君為家人，前后長達十余年時間，其間共進行了二次大的攻伐，確實是黃歇政治生涯中一件大事。第一次，公元前261 年（楚考烈王二年），楚攻魯，取徐州（今山東微山東北）。魯為泗上十二諸侯國之首，歷來是魏、齊、楚爭奪的主要目標之一。
 
    戰國中期后，魏漸衰，齊、楚對泗上霸權，特別是對魯國的爭奪更加激烈。齊威、泯曰時期，齊國一直控制著泗上各個諸侯國。公元前280年，齊為燕、秦諸國敗后，國力大損， 當然再無力維持泗上的霸權地位，對楚的北上攻魯，也只好聽之任之，難以反擊。秦、趙兩強正在長平酣戰，無暇東顧。
 
    楚國就是這樣利用齊國衰弱、秦趙大戰之際攻魯取徐的。楚攻取魯、徐，既不表明楚之強大,更使自己在泗上陷于孤立，錯失團結魏、齊及泗上諸國自強抗秦之良機。而對秦，則仍然忍辱退讓。如攻魯前一年，當秦來攻時，楚割州陵（今湖北咸寧西北）屈與秦和。自己的大后方寧可讓給敵國，而對鄰國、友國則大肆攻伐，且又難長期占領和鞏固其地，顯然是戰略眼光的短視和決策的失誤。
 
    第二次，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 楚第二次攻魯,遷封魯君于艸呂(今山東艸呂縣),取其地,即所謂“楚復強”。
 
    過六年，又遷魯君于卞，貶為家人，魯亡。其時正值邯鄲大戰之后，趙都之圍雖解，但元氣大傷，再也無力他顧。秦雖敗邯鄲城下，但國力未損，第二年就出兵猛攻韓、趙，先去韓之陽城，斬首四萬，接著又攻趙,取二十余城，斬首九萬。
 
    西周背秦,即被秦滅,諸侯驚恐。在這一嚴峻的政治軍事氛圍中，黃歇又揮兵北上攻魯滅魯,把矛頭對準齊國,以保自己淮北封地。這是典型的殺雞取卵行為, 哪里還談得上什么“楚復強”？過兩年，由于韓、魏朝秦，楚恐，慌忙遷都于巨陽(今安徽太和東南)。公元前248年，黃歇剛趾高氣揚地貶魯君為家人不久,就又氣急敗壞地以“淮北地邊于齊，其事急”為由[26]，請改封地于江東。既“邊于齊”，又“事急”，可見黃歇的一味打擊齊、魯政策，已大大地激怒了齊國，楚齊關系緊張；又三晉戰敗或服秦，北部邊境吃緊，只得匆匆往東南遷移。所以黃歇的攻魯滅魯，純屬短見投機行為，不僅沒有給楚國帶來“復強”局面，反而與齊國結怨，使自己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加速了敗亡。
 
    其三，關于五國合縱擊秦失誤問題。楚遷都巨陽和滅魯后，山東諸國或內部傾軋，或相互攻伐，形勢日益惡化。其間除了魏信陵君于公元前247年率五國之師大敗過秦外， 余均被動挨打，每況愈下。特別是公元前242年，秦大敗魏后，建置東郡,使本國土與齊境相接。斷“山東從親之腰”，韓、魏危在旦夕，其他各國亦感唇亡齒寒，趙、魏、韓、燕、楚五國才又合縱抗秦。由于楚國版圖最大，實力最強，故楚考烈王被推舉為縱長,春申君“用事”。五國軍隊攻至函谷關，秦一反攻即潰散。對此，楚考烈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故“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27]。“以咎春申君”說明黃歇在這次行動中不積極不認真,謀畫不慎;“以此益疏”,楚考烈王已對黃歇不信任了，但欲罷不能，用而無功，黃歇主持下的楚國政治，就是處在這種消極無為的狀況中。黃歇這樣辜負考烈王的信任，并非偶然，而是他主政以來懼秦心態和親秦路線的必然結果。因此，所謂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黃歇，既無孟嘗君譎詐善變的本領，又無平原君堅決抗秦的氣魄，更無信陵君“竊符救趙”的膽略，只是一位平庸無奇、巧辯而不實的徒具虛名之士。

三

    春秋時期的楚國，是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強國；入戰國后，楚國雖仍不失為一南方大國，但它扼殺了吳起變法，失去了改革圖強的良機，國勢已漸衰退，江河日下。宣威圖治復強,但時僅四十年,之后即進入了楚懷王統治時期。“懷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28]，內政不張,外交失誤，楚國敗亡，歷來歸咎于楚懷王，不無道理。
 
    但楚懷王畢竟對秦還敢于抗爭，被騙入秦后，又至死不割地不低頭，應該說對楚國統治集團留下了血的教訓，這本來是足夠楚人深思的，也能激勵人們痛定思痛，立志復強，但可惜的是，楚懷王子頃襄王是一個軟骨頭，戰則敗，敗則迎歸于秦，“結和親”[29]。對此，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憤慨之極，并嘆息道：“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 烏乎，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30]郢亡徙陳后，當務之急就是要迅速采取措施，革除弊政，勵精圖治，上下一心，著力恢復。但黃歇主政的二十五年，絲毫不見有緊迫感，更談不上有任何臥薪嘗膽精神；相反，黃歇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恣情享受,操弄權柄，激化矛盾，楚國更加岌岌可危。
 
    楚國政治權力始終掌握在以王室為首的世襲貴族手里，但對貴族的封地還是有所限制的。吳起變法時，集中地打擊了一下舊貴族,出現了昭、屈、景三大族聯合執政的局面,一時生機盎然，政治上有一定活力。這是吳起變法后帶來的積極成果。但吳起畢竟是被陽城君等數十家舊貴族殺害的，變法措施也因而被摧毀了,故楚自春秋末興起的貴族封君制,更加向大（封邑大）、濫（濫封）、尊（位尊）的方向發展，以致楚考烈王繼位后,任黃歇為相（令尹），又封為春申君，一身而二任，成為“實楚王也”的大封君。
 
    見于史料，楚考烈王時的封君有兩位，一是臨武君，為時人視為“不可拒秦之將”，榮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黃歇。黃歇這位封君,憑其原侍考烈王入質于秦十年的經歷，得到無限的信任,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特權于一身，名尊權高,在封邑內肆無忌憚，無所不為，儼然一獨立王國。
 
    其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陳城，掌握楚國命脈。后與齊關系惡化，又改封吳，遠避兵鋒，役使臣民，開渠建倉，以滿足奢侈淫逸生活的需求。《越絕書》載：“無錫河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瀉西野。”《七國考》引《一統志》載：“南直常州申浦在江注太湖，昔春申君開，置田為上下屯，自大江南導,分而為二：東入無錫,西入武進、戚墅,俱達于運河。”工程如此浩大，可見役使臣民之眾。水利的興建，必然帶來糧食的增產，黃歇于是賦稅剝削源源不斷，故又在吳地建有東西“兩倉”[32]。在此同時，黃歇又大興土木，“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33]。后來太史公司馬遷見此不由驚嘆：“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34]黃歇這位獨特的封君，實為楚國肌體的毒瘤，吞噬著楚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