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曾與柳宗元、劉禹錫同被任命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地區大旱。韓愈查訪發現，災民流離失所，四處乞討，關中餓殍遍地。正如他在詩中所寫：“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尸。”目睹嚴重的災情，韓愈痛心不已。而當時負責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實卻封鎖消息，上報朝廷說，關中糧食豐收，百姓安居樂業。這激起了韓愈的一腔怒火。他奮筆疾書，向皇上遞交了《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反映真實情況，并請求減免這一地區的租稅。韓愈這一舉動不僅沒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視，反而在小人讒言之下被貶為連州陽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調回長安的韓愈又以一篇《論佛骨表》上疏直諫，對興師動眾、耗費巨資，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憲宗加以勸誡。他在文章中懇請，將佛骨“投之于水火，永絕根本，以斷天下后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災殃，由臣承擔，上天鑒福，絕不怨悔”。文中字字情真意切，流露出身為臣子的拳拳之心。可唐憲宗讀后大為震驚，要對韓愈處以極刑。多虧一眾官員為韓愈求情，他才幸免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被貶后，韓愈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詩句，表達了他忠心進諫、一心為國為民的情懷。

　　“文死諫，武死戰”，這是中國古代為官者的最高境界。韓愈曾寫道：“愿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可見，他的仕進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諫官。要做好諫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有見輒言”，即使獲罪也在所不辭。“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詞。”這是韓愈用熱血寫就的心中吶喊。雖然他最終并沒能做成諫官，但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這一信條。

　　分析：士人“諫諍”與社會環境有關

　　除了個人理想，韓愈其所為還與歷史傳統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

　　“諫諍”是中國古代士人一向的傳統。而在唐代，士人們不僅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而且在實踐這個傳統的客觀條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優勢。一是盡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總的說來，凡是意欲有所作為的皇帝，大都比較鼓勵進諫、注重納諫。二來，除了廷議之外，唐代士人還可以通過多種場合和方式來進諫，如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或對策、上疏等等。這樣就形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諫官身份、以諫官的思維方式對待君臣關系和朝政得失的社會風氣。（摘自《中國紀檢監察報》）【原標題：韓愈的“諫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