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有很多“頭銜”:荒誕現(xiàn)實主義大師，中國最具爆發(fā)力的作家，中國最具爭議的作家……多次獲得包括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在內的重要文學獎項，其作品被譯為日、韓、法、英、德、意、葡等十余種語言，在近二十個國家出版發(fā)行。作品有《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我與父輩》《我的現(xiàn)實，我的主義》《發(fā)現(xiàn)小說》《北京，最后的紀念》等。

　　14歲，第一次進城，20歲，為了遠離耕種，他拿著一張假文憑應征入伍，22歲開始發(fā)表作品，36歲轉業(yè)來到北京作家協(xié)會，52歲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教師。一個站在村頭渴望遠行的少年，走進了城，走向了世界。

　　然而，他始終沒有走出心中的那片故土。河南籍作家劉震云說，寫作的時候，世界的中心就在我們村。同樣來自河南的作家閻連科說，我家鄉(xiāng)的那個村落，就是整個的世界，就是一個完整的中國。

　　1 人到中年

　　不放棄寫作的疼痛感

　　這張面孔浸潤著泥土的氣息：沉實、樸拙。當他往你面前一坐，滿臉直來直去的和氣撲面而來。目光中沉積著來自那片土地的曠遠，有那么一絲疲憊、一絲篤定，還有那么一絲羞澀。有人說閻連科的面相，爬滿老實而滯重的皺紋，具有一種對世間體悟的愁苦質感。在我看來，這張臉上深刻著來自土地的苦難與疼痛，和他用筆耕作后的知足與淡然。

　　人群里，他是沉默的一個，你總要去靜處尋他。作品研討會，他是主角，卻坐在角落里。你稱贊也好、質疑也罷，他靜靜地聽，認真地記。任誰看去，他都像慕名而來的大學旁聽生。大會合影，他會遠遠地站在邊上，如同一個路人，你招呼他，他便像老友一樣，露出憨實的一笑。會后，眾人結群赴宴，他又是一個人默默地走，好像這集會也與他無關。你走上前問他，評論家對你的小說指手畫腳，你總是點頭？他會答你：各做各的活，不相干。

　　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話不多的人，你走近他，他會跟你嘮家常，讓你避免生疏的尷尬，你若談起讀書寫作，他的話開始滔滔不絕。這天在萬圣書園的咖啡館里，他挑了一處僻靜的小桌，在我面前坐下。周圍沒有其他人，他點上一杯苦咖啡，等待各路朋友。他談起小友方舟的寫作天賦，談起方舟給他推薦的好書還沒讀完，不久，那個叫蔣方舟的姑娘飄然而至。見面照例談論在讀哪些書，哪個有趣， 哪些見聞比小說更離奇……

　　這就是中年閻連科的生活：讀書，寫作，以文會友。如今在他看來，寫作與其他工作沒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種勞作。每天八時開始寫，兩個小時兩千字，然后準備午飯。飯后在沙發(fā)上睡一小覺。下午出門會見各路朋友，處理雜務。

　　“這樣的生活倒也充實愉快。”他說，“上午放下筆，一天不會再想未完成的小說。因為兩個小時的寫作，寫作中的疼痛感，已經讓自己筋疲力盡。”每次談起正在讀他的某部作品，閻老師總是搖頭說：“那小說不好看。”仿佛在為自己的作品讓你讀了沉重而抱歉。如果熟悉閻連科小說的味道，你就會明白，這是怎樣一種“費力不討好”的堅持。寫作，對于許多作家來說是輕松美好的事。比如汪曾祺，他筆下那些動人的牧歌，同樣給讀者愉悅。但是對于扎根于泥土間的閻連科來說，寫作從來都是痛苦的掙扎，無論精神還是肉體。

　　2 不放棄寫作的疼痛感

　　人們習慣了在各種場合看到閻連科戴著厚厚的白色“圍脖”出場，那是因為他的“老朋友”頸椎病時常光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腰椎、頸椎病伴隨這個軍人出身的漢子許多年了。1995年寫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極度的腰椎間盤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著不動。這對于一個拿筆桿子的人來說是極大的折磨。于是，閻連科腰上綁一個非常寬的用鋼板做的大腰帶，把腰硬支撐起來寫作。嚴重時，只得趴在床上寫作，卻又引起了頸椎疼痛。后來他終于找到了一個“舒服的姿勢”躺著寫作。他在一家殘疾人機械廠訂了一張“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著的，前面固定著一塊斜板，稿紙夾在上面，像寫毛筆字一樣，懸肘寫作。閻連科的病完全可以說是積勞成疾所致，他一度號稱“短篇不過夜，中篇不過周”，一天能寫上萬字。

　　與史鐵生在病痛中在輪椅上仰望上蒼、書寫對生命的思索與追問不同，閻連科筆下的粗糲質感觸手可及。在斗室里回望大地蒼生的希望與失望，他筆下的鄉(xiāng)村歲月，觸痛了讀者，也觸痛著他自己的心。他的筆下是一幅蒼茫的鄉(xiāng)土眾生相：從“耙耬山”里那個急于逃離土地的少年，到《風雅頌》里那個“像一條邋遢狗”的大學教授；從《年月日》里與天災搏斗到生命最后的老漢，到《日光流年》里為活到四十歲而掙扎的司馬藍；從《受活》村莊里一群殘疾人的掙扎到《丁莊夢》里艾滋病村的哀歌……疾病與死亡、天災與無處可逃的命運，鄉(xiāng)村世界里生命的掙扎與損傷，在閻連科的筆下，如同田野里的風，凜冽、無處不在。

　　他總是在這充滿歡樂的世界里，帶給讀者刺心的苦痛。有人說，他的寫作“集苦難敘事之大成”。閻連科認為這并不是刻意為之的。每個人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他看到的更多是“農民承受的苦難”，曾經在泥土里掙扎，最終遠離了農民的身份的閻連科，對于祖祖輩輩在泥土里生生死死的命運，有著更貼身的疼痛與悲憫。閻連科說：“童年的經歷告訴我：苦難和辛勞，對于有的人是傳奇，是轉機，對于有的人來說，災難之后仍然是災難，災難就是日常。比如我熟知的鄉(xiāng)村和農民。這就是我的小說悲慘、凜冽的根源吧。”

　　他說：我不會放棄寫作的疼痛感。我寫作的疼痛感，在作品中更多體現(xiàn)在靈魂受傷害的過程。《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們用16年修成的靈隱渠流出的卻是工業(yè)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殘疾人組成的絕術團拿身體換來的錢財卻被身強力壯的人趁火打劫；《丁莊夢》里比艾滋病更無可救藥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種肉體的病，是我們能夠看到的，但我們心靈深處的病是人們很難感受到的。我希望通過艾滋病呈現(xiàn)出人們心靈的病，這種病不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個正常人都有，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難看到的。”閻連科在寫完《丁莊夢》后說。

　　學者孫郁先生曾經評價閻連科道：“只有經歷了災難幻滅的人，經歷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夠正視鄉(xiāng)村社會的深層隱語，閻連科把那些痛感統(tǒng)統(tǒng)壓在自己的身上，去為一個民族背負黑色的棺槨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銘。”閻連科就是這樣肩負著疼痛前行，如同一個殉道者。

　　3 寫作，為了逃離土地

　　“我高中畢業(yè)，學習極好，愛過的女孩的爹當縣長了，她也遠走入城了。一腔義憤回到村，曾為大隊秘書的位置眼紅過，為娶支書的丑女奮斗過，為當村干部、鄉(xiāng)干部、縣干部……朝思謀、夜思謀，到頭來，仍還是站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