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夢想是離開鄉村改變自己的命運，可人生經歷得越多越懷想故人、舊事，可能是想回歸自然的淳樸，而我們知道今日鄉村道德早已墮落，而且很混亂，我在2012年出版的散文集《一個人的三條河》，就是追憶生命的流逝、親情的綿遠，這是給人希望的東西。直到今天做夢有一半是做在老家青少年時期的夢，這些夢境中永遠都有父親的形象出現，雖然現在父親已經不在了，我們如何能夠對母親好一點，當然也能夠對姐姐好一點，對哥哥好一點。我一直在講，愛別人，首先從愛自己最親的人開始，你不要越過自己的親人就愛朋友、同事，先把自己的親人愛好，先愛好自己的父母，愛好自己的姐妹。

    我想這可能與我的經歷有關，我的年齡使我對很多事情都比較明白了，比如說對于生和死，當你把這些想明白的時候，其他的事情都會顯得非常渺小。

    與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可以暫時忘記城市的喧囂，而鄉村記憶可以源源不斷轉化成我寫作的素材，這是取之不盡的源泉，雖然村莊同樣在遭受破壞，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都在遭受破壞，但這里還有親人、親情。

    在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民作為社會底層，他們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困苦，所以說小時候唯一的夢想就是逃離出去，滿足物質上的需求，寫作只是作為改變自己命運的手段：離開農村，過上好一點的生活，這完全是一種生存的夢想，而不是什么作家夢。

    當滿足了物質上的需要，我們最大的困境恰恰是精神的喪失，所以對于我來說，最大的夢想就是精神的自由，對精神生活的渴求我相信目前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夢想。

    中國在快速變化，一切都在改變，我又退回到了鄉村寫作，不是回到農村，而是尋找一種精神記憶，是對一種喪失的精神的緬懷，所以我的“鄉村”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而不是物質層面的。

    自然、樹是寄托著我們傳統人文的東西，在東、西方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國的陶淵明，西方的《吾爾登湖》，這是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精神，是一部分人對現實的不滿，他們渴求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正因為這些東西喪失了，我們才覺得可貴，才要去追憶。

    所以我還是希望能堅持，堅持自己的表達。但有時也不得不妥協，所以對我們來說最大的精神自由有時并非是來自外部，而是一種自律。比如我們很多作家為了市場，為了要出版，就需要妥協，它就是一次自我審查的過程。我們并不害怕別人的審查，最終更害怕自己對自己的審查。

    可能在我最初寫作的時候，不會存在這些問題，因為關注你的人少，而當你受到關愛多了，反而“表達自由”相對就少了，因為誰都想關心你的時候，什么都落到你頭上了。現在我想這對我都不是問題，我已經到這個年齡，完全可以面對它，所以對我來說最大的夢想還是精神的自由、想象的自由。

    我還可以在寫作中找到一種尊嚴，還可以表達，而更多的人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把想說的話說出來，用各種方式。因為當你不去考慮市場，也不用擔心出版的時候，你就會進入你的想象領域，完全釋放你的想象力，這就是自己要對自己有所約束，因為文學本就應該回到它本來的位置。

    我常開玩笑說最大的愿望是60歲以前要寫出一本世界上“最黃”的小說來，當然這是一個玩笑，其實是希望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光保持今天的創作激情、探索熱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幫忙寫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樣的作品，這樣才不會遺憾。(本報記者吳小曼 整理)【原標題：閻連科：渴望精神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