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對我造成的傷害比大家想象的還要大。大家說很好嘛，翻譯了很多，掙了很多錢，其實我經常說自《為人民服務》之后，我的十年寫作沒有長進。如果以《日光流年》開始，《日光流年》寫完兩年又寫了《堅硬如水》，接下來又有三年寫了《受活》。但《為人民服務》后你的想象力是往下走的，如果不是《為人民服務》,我非常清楚《丁莊夢》會是什么樣的寫作，那是我一生中間遇到的最好的題材之一。因為我的妥協，因為我的忍讓，因為我的退縮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在我看來《丁莊夢》是非常詩意和溫暖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子。《風雅頌》又不斷地修改，出版社修改，當然這中間我還寫了《我與父輩》�！段遗c父輩》不管讀者多么喜歡，這是完全不經意之間的一次寫作，并不是自覺的，無論它多么受讀者喜歡，對我來說那是沒有難度的寫作，那就是你的生活，你就那么誠實坐下來寫就可以了。我可以再多寫5萬字，讀者也會非常喜歡，少寫2萬字它仍然有影響。一直到寫《四書》，這十年、九年之間是我寫作年齡最好的階段，也是創造力最強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理解。你好像得了多少好處，全世界都關注你，但我非常清楚這十年我應該寫得更好一點，可是沒有。這個傷害沒有任何人可以體會，他怎么會知道原來《丁莊夢》是另外一個構思，后來把它扔掉，寫了現在這個故事。

　　南都：當時把構思扔掉是為了什么？

　　閻連科：為了出版，為了溫和，說白了就是妥協，就是一次自我審查的過程。我說并不害怕別人的審查，最終更害怕自己對自己的審查。

　　南都：寫《四書》時已經從這件事的影響中走出來了？

　　閻連科：你已經更加理性，更有能力面對現實，更加自覺地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四書》的不出版是有心理準備的，你不會有任何驚訝。一個作家不管寫二十年、三十年，其實你的好作品往往是在不經意間寫出來的，當你做好了充分寫一部好作品的（準備）時可能真的是不行的。我想一個作家充滿著創造力卻渾然不知的時候那，是最好的狀態。

　　同代人的努力與野心

　　南都：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前夕我看到徐星在微博上寫，如果有中國作家得獎的話，他賭你能得獎。類似這樣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

　　閻連科：它不會給我，這一點很明確，我覺得莫言是實至名歸的，第一他寫得很好，第二不管是中國還是海外讀者都是可以認同的。

　　你給了我和別的作家會讓很多人不認同，給了閻連科大家會覺得為什么給他，是不是因為他備受爭議就給他？莫言拿獎了結了中國人的一樁心愿，很多作家都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平靜下來，重新去認識文學，重新去認真寫作，再不需要有那種焦慮或者被焦慮了，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所有的作家都是一個好事情。那一把烈火就交給莫言了，燃燒的是他，被燃燒的也是他(笑)。

　　南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怎么評價你這一代作家的成就與得失？

　　閻連科：大家說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作家，19世紀是那樣，20世紀是這樣。這一代的作家我借著大江健三郎的話來說，他認為在世界上少有的像中國這樣在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這么整齊的一批，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時代是屬于年輕人的，但是這個時代的文學至少在目前還是屬于這些作家的。

　　第一因為這代作家的經歷、命運、經驗比任何一代作家都豐富，他親歷了30年前和30年后的狀態，他的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又經歷了我們所謂的比1949年更遠的時代，他也或多或少在體驗你們這個時代的生活。老一代70多歲創造力、生命都逐漸進入消退的狀態。中國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作家無論你讀多少書，寫作還是和這一代人太不同了。這代人更多是關心他人，關心社會或者說更關心人本身。我想80、90的人更關心“我”本身，這是有差別的。沒有什么高下之分，屬于80、90的時代已經到來了，但屬于80、90寫作的文學作品還沒有到來，或者說我們所渴望的真正屬于他們的最理想的作品還沒有出來。

　　我經常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遇到了寫作資源最好的一個時期，我相信這些作家50多歲，有可能40多歲也是正當寫作最好的階段。我們會說王安憶的寫作、莫言的寫作、劉震云的寫作、賈平凹的寫作、韓少功、李銳等，60年代(生人)余華、格非、蘇童，再年輕的李洱、畢飛宇都是非常優秀的。

　　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家無論他們開什么玩笑，說什么，這些人骨子里都是有文學理想的人。例如余華、蘇童、劉震云。別看劉震云每天說說笑笑，那是在寫作上有巨大野心的人(笑)、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人。當有巨大的文學理想的時候，就會讓作家的才華成倍地放大。當然每一代人，80、90也許有他們的文學理想，我們不知道。但是(50年代出生)這一代人的文學理想其實我們是能夠看得到，摸得到的。他們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是在他們眼前擺著的。而且當他們充滿著文學的野心、理想的時候他們對經典的理解是正確的。

　　南都：正確的？

　　閻連科：他非常明確哪些是經典，哪些不是經典，哪些是他所努力的經典的方向。他寫不出經典來，但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談阿城也好，王安憶也好，莫言也好，這一批作家他們其實在30歲左右或者40歲左右都把他們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寫出來了。我們說30、40年代張愛玲也好，蕭紅也好，沈從文也好，這些經典的作家也已經都在這個年齡段寫出了他(她)具有一生意義的作品，但是今天我們去反觀所謂“80后”的時候無論如何也是30歲的人了。一代充滿才華的年輕作家沒有寫出屬于一代人的作品，市場成就了他們，市場也害了他們。

　　南都：閻老師剛才談到文學理想，包括文學野心，你寫作的野心是什么？

　　閻連科：我沒有野心(笑)。我經常開玩笑說最大的愿望是60歲以前要寫出一本世界上“最黃”的小說來，當然這是一個玩笑，其實是希望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光保持今天的創作激情、探索熱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幫忙寫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樣的作品。

　　我的上一代作家，你去醫院看他們，或者從他的回憶錄上看到他說，我最理想的作品沒有寫出來，無比惋惜。但是回頭冷靜去想你一生最值得寫的作品沒有寫出來，那最值得寫的時候你在干什么？我現在50多歲，我在最該寫出什么樣作品的年齡里確實把那個它寫出來了，我想這讓你躺在病床上稍作知足和安慰。

　　南都：前段時間馬原在云南被打了，包括像去年發生在你身上拆遷的事情，也有人評價這是這個時代作家境遇的一種表現，你怎么看？

　　閻連科：我覺得也不能說作家的遭遇，這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人在這件事情上都不要特別悲觀，每一個人也都別幸災樂禍，你也是中國的一員，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你頭上。拆遷落到閻連科的頭上，它有一天也會落到另一個人頭上，這都是中國的現實。閻連科你遇到你也不要過分悲傷，認為你的命運多么與眾不同，通過這次拆遷你知道無數被拆遷的人的命運比你閻連科更加痛苦，更加悲傷，他連說話的可能都沒有，你是一個作家你還有表達的可能。在中國不能表達，你還能在海外表達。因為你能發出聲音來，那些拆遷的人就會對你相對寬容和沒有那么肆無忌憚，但是更多人每天遭受著肆無忌憚地對待。

　　以我五十幾歲的年齡沒有別的，我們畢竟在相對溫馨、平和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