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那年，他因短篇小說《母親》受到批判，就此輟筆20年。20年后，他的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受到巴金的青睞。就在人們期待著他的新作時，他卻默不作聲，悄悄地隱身在喧囂的世界里。多年的沉默后，其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橫空出世，再次轟動文壇。他就是著名作家張一弓。
   
    記者：1959年，您寫了短篇小說《母親》，正是因為這篇作品，您受到了批判。這部作品在當時為什么會受到批判？
   
    張一弓：我開始受到關注，也就開始受到批判，就是因為人性，因為短篇小說《母親》。小說表現了我對善良人性的向往和呼喚，結果，卻被扣上了“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帽子。
    
    當時我不能接受這個結論。我很矛盾，只能以虔誠的態度思考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后來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時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
   
    我不接受批判，只能反思自己。我輟筆了，但對人性的思考依舊沒有停止。
   
    記者：20年后，您寫了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結果也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議。這又是為什么呢？
   
    張一弓：“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隔離審查。當時我對自己說，不能這樣下去，于是，我就寫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以沉郁、悲壯的筆調塑造了一個救民于水火之中、對浮夸之風疾惡如仇的英雄形象。塑造這個人物，我是希望人們有人性地活著、有尊嚴地活著，但也因此遭到了非議。
   
    記者：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就沒有一點顧慮嗎？
   
    張一弓：當時，剛剛改革開放，我覺得，這是應該恢復歷史原貌的時候了，這個過程很痛苦，所以，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掉了眼淚。
   
    當時有人說，張一弓寫這篇小說是為了揭露政治內幕。張一弓所有的罪行加到一起，沒有這篇小說的罪行大。其實，我就是寫了一個人，如果我想揭露，我不會寫這一個人，而是寫一個村莊的1960年。我的初衷并不是為了揭露。今天，大學課本依舊在講《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我想，原因也在于此。
   
    記者：您一直在尋找人性，用文學來表達人性，那么，經過這么多年的思考，您眼中的人性又是什么呢？
   
    張一弓：到了這個世紀，很多問題對我來說明朗化了。人性，就社會性來說，我們不能否定階級性；就自然屬性來說，都有男歡女愛，都要尊老愛幼。對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與尋找等問題的探索，貫穿了我小說的始終，包括我進入新世紀發表的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今報記者 梁新慧 實習生 許曉艷【原標題：作家--張一弓：我一直在尋找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