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張一弓曾以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紅遍中國文壇，被譽為河南文壇的“形象大使”。自1992年以后，張一弓逐漸淡出文壇。2002年，他用10年時間精心打磨出一部《遠去的驛站》，令文壇大為震驚。兩年之后，他的《在毛澤東的身影里———一個紅色“特工”的人生回憶》又令《報告文學》一夜間脫銷，一時洛陽紙貴。張一弓真的很像是拉滿弓的箭，一旦脫弦，總是百發百中地給人驚喜。他不是文壇上炙手可熱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潛心寫作，卻總能令人刮目相看。采訪張一弓，是一種心靈的溝通和感動。寫作中，他的右眼黃斑變性，眼底微血管出血，不能閱讀和寫作。對于一個視寫作為生命的人來說，這是多么的可悲。但是他說：當戰士瞄準射擊時，是需要閉上一只眼睛的。他的樂觀和以生命寫作的精神，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讀書報：先談談新作好嗎？

　　張一弓：新作的名字叫《閱讀姨父》。它的前身是《在毛澤東的身影里———一個“紅色特工”的人生回憶》，寫的是我的姨父，是他的真實經歷，沒有虛構，任何細節都是真實的。因為涉及領袖的圖書審查總是嚴格一些，后來，我對這本書的內容作了一些調整，增添了從歷史的夾縫里打撈出來的純屬姨父的個人化的經歷，才改成了現在的書名《閱讀姨父》。

　　讀書報：姨父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張一弓：他是一個老八路，在抗日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胳膊，他用另一只手支撐起作為革命戰士的生命。在解放戰爭年代，他是劉鄧警衛團政委，還曾作為野戰軍保衛部的特派員，保衛首長和首腦機關的安全，執行軍隊紀律。在新中國建立以后，他曾長期擔任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湖北省、武漢市兩邊的“外事辦”副書記、交際處處長，專事領袖、高級干部及外國貴賓在武漢、湖北期間的安全保衛和生活接待工作，后來又擔任中共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仍分管安全保衛和外事、交際工作。

　　讀書報：這本書的視角是不是對準了領袖人物？

　　張一弓：不是，這本書重點寫的不是領袖人物，而是寫姨父以及為領袖和首腦機關服務的一批人，他們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做保衛和接待工作，無限忠誠，嘔心瀝血，而他們的獨特經歷鮮為人知。作品的主人是長期工作在公安戰線上的一個人和那個時代的一批人。這個視角過去是沒有的。這些人過去也受過委屈，姨父在“文革”中被牽扯到所謂“竊聽案”里，蹲了監獄，后來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在遠洋公司工作。“竊聽案”后來平反了，但是誰都不知道他過去的一切。

　　讀書報：談談創作的過程好嗎？

　　張一弓：我曾三下廣州、武漢。我跟姨父開玩笑說，我既當錄音員（在廣州先后三個多月，錄了80多盤磁帶），又當電腦操作員（把全部錄音轉換成文字，輸入電腦），還當了廣播員（根據20多萬字的素材寫了不到20萬字的書。姨父的眼睛不行了，我照著書稿從頭到尾給他念了一遍，請他訂正事實）。每次念稿的時候，我都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開始播音。

　　這部書作為個人回憶，我沒有再找別的人。牽涉到歷史、黨史事件的，我查找文獻資料就是了。我從姨父那里得到的素材大部分是已有文獻中所“考證”不到的，比如毛主席的詩里有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那么，是長沙什么地方、哪一口井里的水，是產在何處的什么樣的魚，又是哪個廚師做的、哪個服務員端上來的，這里邊又有什么故事呢？我關心的是類似這樣的歷史夾縫里的事情。毛主席游泳時遇到過一次險情，姨父指揮“水上衛隊”不動聲色地排除了這次險情……這些都不會被寫入歷史，然而，這對于了解姨父他們那一代人來說，是有意義的、也是能夠喚起閱讀興趣的事情。總之，它不是集體確認的歷史，是個人記憶。

　　讀書報：您的寫作，付出很多精力和時間，對于姨父來說，他是怎樣的心態？

　　張一弓：姨父很鄭重其事，一直處于亢奮狀態，但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我發現他有極好的記憶力，從容不迫地擺“龍門陣”，表現了輕松的心態。他那么豐富曲折的經歷差一點兒就會被歷史淹沒了。他的回憶不是為個人留下什么，而是循著歷史的印跡，還原那代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包括他們是怎樣談情說愛的，使我看到了他們是由什么樣的經歷形成了他們特有的“文化性格”。

　　讀書報：寫作的過程對您來說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吧？

　　張一弓：是的，我寫得很辛苦，很亢奮，不亞于我二三十歲時的狀態，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寫作沖動。我從16歲當記者，做了30年記者工作，作為記者的敘事，寫姨父是最有挑戰性的一次。這使我得以重新認識上一代人，時代造就了他們這一代人的忠誠、犧牲精神甚至包括忍受委屈的精神。這些從血與火的戰爭中走過來的人也有弱點，比如文化知識不夠，不大懂經濟建設，但是他們高尚的人格和率真、粗獷的性格，令人尊敬。書里也有對一些隱含的文化現象的解析，并非板著面孔，而是帶著一種幽默感去感受它、解析它。因為時間緊，我和姨父有幾個月的時間，都在回憶的天空里馳騁。這項工作進行了整整兩年。在漫長的記者生涯中，我從沒遇到過這種挑戰，一次采訪和寫作就延續了這么漫長的時間，每一個事情、一個地名、一個人名，都要訂正多次。

　　姨父唯恐把同時代人談少了。他不僅要談他的老首長劉伯承、鄧小平、李先念、王震，要談周總理、毛主席、胡志明和蒙哥馬利，還要談他的老戰友、老下級，包括警衛員、廚師和餐廳服務員，一談到他們就津津有味。我就不得不打斷他說，我現在需要聽到你的故事了———他沒有為自己立傳的意思，而且我也不是為他立傳，而是要寫他和他生活其中、由他感覺著的那一代人。

　　就在這個工作的進行過程中，姨父瞎了一只眼，我也瞎了一只眼。一只眼不行了，我就想，當戰士瞄準射擊時，是需要閉上一只眼睛的。我一點也沒有悲觀。姨父或六姨有時候打電話問我，你在干什么呢？我說，我給張一弓做秘書呢！有時我說，我給張一弓當保姆呢！有時我說，現在不可以通話，我正給張一弓下面條呢，開水滾鍋啦！

　　讀書報：我真的非常敬佩您的精神。而且您非常樂觀。您為那一代人立傳，同時也為我們這個時代樹立了一個豐碑。聽說這本書馬上要出版了，是嗎？

　　張一弓：我現在正在看一校稿，邊校邊改。我感到，而且我的責編也認為，這個稿子比已經發表的前一稿還要豐富、生動。這本書將由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和河南大學出版社聯合成立的大河大圖文傳播有限公司出版。它今年7月才成立，希望我能支持。因為我父親是河大的教授，我從小在那里長大，我又曾經是河南日報的記者。我對這兩個單位都是有感情的，所以決定在“大河大”出版。

　　讀書報：2004年底您獲得由河南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紅旗渠杯”———“終身榮譽獎”。在上個世紀80年代，您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分別獲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有多部小說被搬上電影銀幕。《黑娃照像》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不久前，您的《遠去的驛站》又奪得“九頭鳥”大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對于榮譽，您怎么看待？

　　張一弓：我獲獎很多，但沒有一個是我期待中的。“文革”后我被迫離開新聞工作，把自己交給文學，我怎么可能想到會拿獎呢！我從來沒把獲獎當成孜孜以求的事情，我不可能想到拿了一個獎還會拿另一個獎。《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發表時我已經過了四十歲。我在文學上是錯過了生長季節的老樹，不得不在夏季以后的日子里抽條、長個兒、發芽，而試圖把夏季和秋季的果實掛在冬季的枝頭上。二十幾歲時我寫過短篇小說《母親》，當時我的母親剛被打成右派，這篇小說被批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說招來了20多篇批判文章。我一下子沉默了20年。現在，我面臨的是70歲的生日。面對這些榮譽，我是感動的，不能說不在乎，這次獲得的既然是“終生榮譽獎”，那么，它對我的鼓勵和鞭策也將是終生的。本報記者 張戈【原標題：打撈歷史夾縫中的回憶——訪作家張一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