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文壇上炙手可熱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潛心寫作，卻總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時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們常常提起，甚至流傳海外。2007年，《遠去的驛站》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到“中國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叢書”，而加拿大漢學家、維多利亞大學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翻譯為英文發表。這時，距離這篇小說的首次發表已經有27年。
　　
    驛站上的漂泊者

　　年過七旬的張一弓，電話里的聲音清晰然而緩慢，他得了嚴重的肺氣腫，呼吸量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仍然為了疾病妨礙了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進程而著急。我們開門見山談到河南，張一弓說，自己對河南總覺得少了一些歸屬感，說得高雅一點，好像是靈魂的漂泊者。他的老家是三國時代劉備曾經當了幾年縣令的新野縣，但在父親那一代離開了鄉土，故鄉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也沒有留下屬于他的一座老屋、一棵老樹或是一道低矮的籬笆墻。他出生在開封，并在那里生活多年，卻只是在那個古城的小巷里不斷變換住址的房客，這里也沒有屬于他的“宅基地”。有的作家寫故事，家鄉的一個村莊都寫不完，而張一弓呢，他的童年留下的只是人生驛站不斷飄逝的風景。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就跟著在河南大學任教的父親到處流亡，光是小學就換了十多所，沒有溫馨的、穩定的供他回憶的老屋，這是他生命的特點。

　　張一弓的父親在大學里教文學，母親是教高中國文的老師，耳濡目染，張一弓自幼受到文學的熏陶，上小學5年級的時候，他就看《聊齋》、魯迅的《吶喊》等經典著作了。10歲那年，他們逃亡到陜西寶雞的一個農村，有一段時間沒學上，張一弓就把童年生活寫成了一篇篇的紀事體散文，他照著父親書架上的書，自己設計了封面，寫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并在封底注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處女作”就笑了。直到現在，張一弓還清楚地記得，這個“文集”中有一篇是描寫說大鼓書的女藝人怎樣在財主家的婚禮上說唱，自己參加的是募捐隊，為宣傳抗日把她趕下臺，女藝人哭著把自己賺的零錢都放在他的募捐袋里，說：“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個時期，他描寫的兒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運，只是他自己并沒有這種認識。張一弓的父親看了后直掉眼淚，他說，斑斑在寫大人的東西，他有一點感傷主義。

　　這是張一弓創作欲望的第一次表達。

　　新中國建立后，16歲的高中生張一弓成了年紀最小的記者。記者生涯給他提供了廣闊的人生舞臺，不斷流動、不斷變幻的生活場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斷增添著豐富而駁雜的內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生命交給了新聞事業，從見習記者一級一級地提上去，直到晉升為副總編輯。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幾乎每次政治斗爭都使他難逃干系，“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并不怨恨，因為還有更多的人比我經歷了更多的磨難。相反，恰巧這一點，是促使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把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

　　被稱為“記者娃娃”的張一弓沒有忘記文學。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說《金寶和銀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后，又有幾篇小說發表在湖北的《長江文藝》、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說《母親》，被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說招來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張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學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結束后，他又因“文革”后期擔任了報社的領導職務而受到審查批判，調離新聞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腳下的登封農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邊站”的時候，他又暗自寫起了小說。1980年1月，《收獲》發表了他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發表之前，《收獲》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按照當時的慣例，向作者所在地調查作者情況，征求意見。主管部門領導認為作者有“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卻又兩次打電話，堅持不同意發表他的作品。是時任《收獲》主編的巴金拍板決定發表了它。在全國首屆優秀中篇小說評獎期間，初評小組一致推舉《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進入得獎名單，又再次收到來自河南有關部門的反對意見。文學評論家閻綱在《悼犯人李銅鐘》（見《隨筆》2001年第3期）中寫道：“評選委員會不得不向評委會主任巴金實情稟報并請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該作得獎，而且力主列為一等獎中打頭的一個。”在評獎二十年以后，張一弓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對他的又一個巨大的支持，他說：“我感謝很多在寫作上支持過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護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與文學結緣了。”

　　1983年秋天，當張一弓作為農村的業余作者，已經獲得3次全國性文學獎項之后，才從農村被調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聯文學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斷了20余年的文學“舊業”，一鳴驚人，以中篇小說的形式連續不斷地向文壇發起“沖擊”，以其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直面歷史的勇氣，以其強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蒼涼悲壯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連續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像》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年過花甲之后所寫的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又獲中宣部頌發的“五個一工程”的優秀作品獎和新聞出版總署頌發的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張一弓并沒有因為屢獲大獎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卻從中感覺到了蒼涼，他說：“在文學創作上，我是一棵錯過了生長季節的老樹，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著命抽條長個兒，而試圖把原本屬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這樣的生命體驗感受是悲劇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雖然有著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張一弓的作品中卻絲毫看不出任何屬于他個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說：“寫作必須具有對人間苦難的悲憫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讓個人恩怨進入文學，不要用‘小我’褻瀆文學，不要為僅僅屬于自己的傷疼發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樣我就會不公正，就會使作家應有的悲憫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損害。作家如果沒有悲憫之心就不要寫東西。不同的作家最后所要競爭的，不是寫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張一弓認為，作家的創作雖然要表現“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否則讀者沒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張一弓才能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個人經歷的挫折中掙脫出來，深切關注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寫了30多篇、150多萬字的表現河南農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說。評論家認為，張一弓與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點是，關注農民的命運，具有濃郁的河南農村的鄉土氣息。但也看到了張一弓與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雖然他所寫人物的語言特色和行為方式，都屬于地道的河南農村，但他的作品的敘述語言和結構方式卻是屬于城市知識分子的，甚至有歐化的成分，同時也從這種“不同”中看到一個屬于城市知識階層的作者，對農民懷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憫之心，為他們擺脫苦難的掙扎送去沉重的吶喊或含淚的祝福。張一弓承認，他受到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但他并不擔心這會妨礙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視而且非常喜歡在河南這塊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在《遠去的驛站》中，他寫了父親、大舅和姨父三個知識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們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發生在河南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書中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章節的標題：《胡同里的開封〉、〈姥爺家的杞國〉、〈試論劉秀稱帝與老張家桑園之關系〉、〈關帝廟上的星星〉，都打著真正的“河南”的烙印。還有大舅家族憂國憂民的“杞人情懷”，父親畢其一生都在尋找的南陽大調古曲〈〈劈破玉〉〉，已經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還采用了很多愛恨情仇的傳說，也都盡可能地保持了傳說地域的原始狀態。張一弓認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豐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國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如果我們的文學作品都重視融入由歷史文化和民間文化所構成的地域文化，我們的文學作品就會找到屬于我們自己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本報記者舒晉瑜【原標題：張一弓：以悲憫之心寫河南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