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在南水北調示意圖上，只是個小小的圓點，圓點至上，一條粗重的紅線迤邐北上，穿鄭州、過安陽、經石家莊，在一個大大的五角星上面截然而止，五角星上北京二字奪目而出。

    “媽媽，淅（我聽到的是zhé）川在什么地方啊”？送進耳朵的這句童聲，和長安街上的陽光一樣純凈。

    是的，豫西伏牛山盆地的人們，第一次派出他們的父母官，到首都進行一場樸素得猶如宗教的儀式，將一瓶透明的清水鄭重交給北京市市長。千里迢迢，為了說明瓶中之水的來歷，交接現場的長安大街上，展示出一幅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示意圖，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這個地名，就這樣進入北京人的視線，對于一個孩童，這個地名新鮮的如同陌生。

    然而，城市燈光中，還有多少人家，只知道南水北調，不知道淅川？華北平原上，還有多少土壤，飽飲清流，不問源頭？

    52年了，今天，清流終于北上，清純的猶如眼淚，紅線終于劃成，紅的如同血脈，我沉默了半個世紀的故鄉，你就大聲喊吧，我叫淅（xi!)—川！

    五十年，舉家遷移三次，多少故事和家園一起沉入庫底

    如果沒有到過南水北調搬遷現場，你永遠無法體驗人群整體遷移瞬間畫面的震撼：祖輩遮風避雨、生息繁衍的老屋分拆解體，結滿厚厚煙灰的灶坑，貼著年畫的堂屋墻壁，磨蹭出凹槽的門檻……全部袒露在天際之下，成為近的田野，遠的群山的一部分，從此任由風雪雨露造訪，日月星辰窺視。

    帶走吧，放過新媳婦花被的衣柜，浸著菜香的飯桌，供奉祖先的條幾，那排滿村頭的長長車隊，一件件拉走了一座從此消失的村莊。

    又搬來一件，不，是一棵，一棵伏牛山最為常見的野柞樹，透過精心包裹的塑料薄膜，可見根須泥土緊緊相連，顯然，主人是要帶它到遠方共同生活。

    “老鄉，實在放不下了”，

    “立柜不要了，這樹也得帶著，俺也算留個根哪！”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遠行的鄉親們，只能用這個辦法，把滋養他們的水土，留在自己身邊，這水，這土，曾經是怎樣一方富庶的家園呀！

    “淅”，本義以水洗米，《淮南子·兵略》曰，“淅米而儲之”，《儀禮.士喪禮》稱 ，“祝淅米于堂上”，并稱竹篾編成的過濾器具為“淅箕”。

    是的，稻田成方，竹林含翠是淅川縣境內常見的風光。一切得益于那條叫丹江的河流，它從洛山奇峰峻嶺中奔涌而出，一路吐珠灑玉，把全縣17個鄉鎮依次攬入懷中，滋養土地肥沃如膏，物美糧豐。屈原有名句，“桔生淮南則為桔，生于淮北則為枳”，說以淮河為界，南方種植桔樹會結甜果，北方則變為苦澀的枳子，而淮河以北的淅川，入秋滿山耀眼的金桔，剝開汁液四溢，品嘗滿口甜蜜。還有桑蠶、枇杷、獼猴桃，這些完全屬于南方的物產，在淅川滿山扎根，春有花，夏有蔭，秋有果。上蒼把這塊北緯33度14分，東經11度47分的空間賜予淅川，讓她得南北之風水，那條滿載甘露的江水，在50年代初隨著丹江大壩建成，在淅川境內形成67萬畝的水庫，方圓百里農民又平添水產收入，農閑駕舟捕魚，收網撈蝦，萬里碧波 ，一派南國風光。而兩岸土地上，僅大石橋、老城兩個鄉鎮出產的糧食，就占全縣總產的2分之一，有“橋半縣”之說。家家倉滿廩實，戶戶大筐淘米，當是淅川百姓殷實富足生活的寫照。

    甚至，當時那一派綠水青山，還養育了戰火烽煙中的逃難者。抗日戰爭時期，國內省內名校紛紛遷徙至此，我那在伏牛山出生的父母，履歷表中，就赫然填寫著國立女子中學、開封第一高中的校名，成為他們最終走出大山的資本。

    記憶中，母親最為自豪的便是給我們講述她的娘家，度過少女時代的淅川名鎮荊紫關，十里長街店鋪林立，品嘗不盡的精美小吃，眼花繚亂的各色綾羅綢緞日常用品，商號描金鑲玉，會館牌坊高聳。     沿外祖父家后墻石階下來，便是丹江碼頭，母親和她的同學們背誦著“百艇接檣 ，千蹄接踵 ”描繪家鄉的詩句，沿江散步，那數天內可至商洛長安武漢的船桅，把一群少年的夢想帶向遠方……

    這不是夢，水來了，涌入蕩漾著書聲笑聲的校園，侵蝕著百年老鋪香樟木雕刻雕刻的招牌，灌進四世同堂的庭院，卷走廚房里的粥香，臥床上的酣夢，更不消說，萬畝良田成為湖底 ，千頃高山化作平湖！

    同樣是水，如今他要存儲奔騰的高些，更高些，去滋潤干渴的北方，孕育首都的心臟。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只有能夠改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命運的偉人，才能這樣調度大自然的山水！毛澤東當年的奇思構想，歷經自此之后大中國的歷屆領袖決策，形成自1958年協議，21世紀中期相繼動工，到2050年才能徹底完成的、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南水北調工程，而這個工程最重要的高高隆起的“大水缸”丹江水庫，庫區大部分水面和渠首，都在淅川境內。

    水逼人走。多少次的測量加高，“大水缸”的深度從124米（海拔）、147米、155米到如今的162米，一個個村莊的消失，使淅川成為世界上移民人數最多的縣份。人與自然，自然與政治，自然與歷史，50年滄桑歲月，同樣是歷經大起大落的中國人，淅川人生活里增加了鮮為人知的遷徙之痛，許多戶舉家遷移三次！在倉房鎮沿江村，一戶又一次面臨搬遷的村民家中，我實錄下戶主何兆勝的講述：

    我是1959年3月18日走的，原來住的地方叫下寺公社何莊。那年我25歲，已經結婚，有了女兒，在生產隊當會計，與老人分住，有三間房子，十多畝地。記得那天我去公社辦事，有位認識的公社干部問我，上級號召年輕人支援邊區建設，問我去不去，那時干部的話就是上邊黨的話，我想都沒有想，說去。幾天后就單身一人去了公社集中，一人一天發二斤饃，步行到馬蹬（淅川一個鎮名，現已淹沒）后，大貨車拉到南陽，每人發了一身棉衣，一條被子，上了悶罐火車，五天五夜沒下車，到了蘭州。那時一些人已經開始不得勁，頭暈，吐酸水，后來才知道叫高原反應，下車后動員我們說，要去的地方頓頓有肉吃，到了目的地循化縣，住進大荒地里的排房，才知道每天兩干一稀，早上中午饅頭咸菜，晚上喝稀面水，那兒麥子味道和在家的不一樣，蒸饃又黑又粘，面湯一股霉味。每天開荒，有時打雜，必須完成任務。晚上又餓又冷，想喝口熱水也沒有。一直到1960年，允許家屬來，我盼啊盼，父母、老婆、孩子終于來了，心想可讓一家人單獨開伙食了吧，誰知道還讓分開吃，我是勞動力，吃兩干一稀的食堂，父母老婆孩子吃兩稀一干食堂，實在太餓，晚上一家人煮野菜湯喝，俺媳婦懂事，說能到一起就是福，一個車過來的，半路上她親眼看見凍死病死了三個女人！

    后來，不斷有人生病，腦殼疼，拉稀，十幾天就不行了，老鄉們都說這里“邪”，悄悄返回，路程太遠了，聽說不少人把命搭半路上了。記得是1961年政府讓返鄉，我們全家五口人，三個鋪蓋卷，跑荒似的回來。在村里還有沒淹住的破房里住了5年，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