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身上沒有一分錢，一路要飯，說好話搭車，回到老屋一看，全淹了，親戚家，村邊都不敢去，怕查出來再讓走，就找個背風的坡地搭個茅草棚住下來，慢慢打土坯、壘墻，才有個擋風的家。俺們這兒為啥叫沿江村，都是偷跑回來，連成片住，政府后來才承認的。

    沿江村這間土坯房里，伴著秋雨，老人斷斷續續的講述令人為之動容，始料未及的是老人的平靜，50年顛沛流離，已經成為他人生無可奈何的內容，幾個月后，他們全家將再一次踏上搬遷路！當然，歷經磨難的國家，這一次給了他的子民最為優厚的條件：全村人要的去的地方是豫北一個已經工業化的村鎮，單門獨戶二層新房小院，孩子全部進工廠就業，出門就是水泥馬路。

    “這次出門放心了把？”我試圖從回憶的陰影中跳出，老人的回答和表情卻永遠在我記憶中定格：

    “沒啥，習慣啦。”

    那一刻，一位職業記者的敏捷冷靜即刻化為烏有——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淅川總需移民16.2萬人，涉及11個鄉鎮，168個村，1312個組，加上線上留置的3.5萬人，總動遷移民約20萬人。多少血淚故事和他們的家園一起，沉入丹江水庫的庫底！我無法一一傾聽20萬父老鄉親的述說，我看見了困頓磨難帶來的淡定、從容，他已經成為人性的一部分，永遠無法用文字去記錄贊美，只能用心靈去銘記。

    十根煙蒂燃盡，戰斗英雄跪下了

    2010年6月26日，對于淅川老城鎮陳嶺服務區移民干部安建成來說，是個普通又重要的日子，他負責區域內的安洼村425位移民，4天后將離開故土，核實房產，前往安置點對接，幾百個日夜操勞，幾天后將要付諸行動，為了給搬遷用的車隊騰出場地道路，他在現場已忙活了半天，本來要休息一下，看到開推土機平路的司機不熟悉，就到跟前指揮，眼看道路就要進村入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位村民手拿石塊，氣沖沖說推土機鏟到了他家的祖墳，原來，這位村民家老墳位于公路邊，由于不太明顯，加之荒草的掩蓋，導致推土機在作業時蹭到了他家的墳邊。按當地習俗，挖祖墳可是一大禁忌。

    “一定要讓安建成給我祖墳磕頭祭拜！”對方毫無商量余地地提出了要求。一聽這話，全場立刻鴉雀無聲。在場的鄉鎮干部和村民們都呆住了。時間在這一刻，也仿佛凝固了。

    在農村，誰都知道，男兒膝下有黃金，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安建成的臉色瞬間變得黑紫，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足有上百號人，他把攥緊的拳頭松開，掏出一根煙，幾次才點著，一根又一根……

    上百雙眼睛都盯在安建成身上，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只見安建成輕輕地按熄香煙，站起身，大聲說：“鄉親們，我給他老人家謝罪了！”

    一切按照當地風俗，燃炮，燒紙過后，安建成撲通跪在了墳前，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大聲說：“老人家，鄉親們要搬遷了，今天驚動了您，我安建成給您老磕頭謝罪！”噼噼啪啪地鞭炮聲里，他起身拿起鐵锨小心地給墳邊添了些土……

    事情平息了，人群散去了，安洼村全體村民如今已經在新的地方安居，我在安建成依然負責搬遷的新地點找到了他：

    “那天，我抽了十根煙！我母親今年80多歲，養了我們姊妹8個，我一個男娃，我父親去世時我卻不在身邊，那件事，至今我沒有告訴老母親。”

    “老先生去世你在哪里？”

    “老山前線，”

    一個至少應該讓安洼村民知道，不，應該讓世人知道的英雄故事至此引出——

    出生于淅川縣老城鄉裴嶺村的安建成，1982年高中畢業后參軍不久就去了老山前線，帶領一個班往前線麻栗坡運送給養。往返20公里，不算長的路程上，卻有三道布滿地雷的防線，被稱為“生命線”。其間還有敵方巡邏部隊。安建成和他的戰友們每人肩上都背著30公斤的水、大米、肉菜食品，每兩天步行往返一次。每一次，安建成都走在最前邊，唯一寄托安全的是我方偵查部隊鋪設的電話線，他牢牢抓住電話線，眼睛觀察四周，好幾次，都是憑感覺暫停前進，排除了敵人新布下的地雷，還有一次，干掉了對方暗哨，才得以安全前進。6個月里，硬是把數千公斤給養背上前線，保障供應，戰斗勝利后，安建成戴上了大紅花，榮立三等功。

    從保家衛國前線，到丹江岸邊移民村，安建成做出下跪決定的那十根煙時間里，腦海里浮現過嗎，部隊首長頒發的軍功章，戰友們信任的目光，母親倚門等待的身影，他一定想到了，他是懷著同樣的赤誠，將無數次匍匐在麻栗坡“生命線”上的身軀，擁抱了家鄉的土地。   

    “淅川人民真可贊，我們的黨真偉大，我們的政府真負責，移民干部真難當！”淅川縣移民局長冀建成說出這四個“真”時，把“干部”放在了最后，他深知最后這個“真難”，來自對移民的真正理解，對黨、對政府的高度負責。

    人世間從未有過的移山改水挑戰大自然行為，給淅川縣帶來了三個“史無前例”：首先是移民搬遷規模史無前例，中線工程淅川總動遷移民20萬人，超過小浪底移民人口最多的新安縣，也超過三峽庫區農村移民人口最多的萬縣；移民搬遷強度史無前例，除去南水北調初期階段，按照工程進度，就在去年8月到明年8月的短短兩年里，淅川需要分三批，以每批1.08萬、 6.5萬、 8.6萬的密度遷出16.2萬人，在世界移民史上前所未有；三是搬遷難度史無前例，50年漫長移民史遺留的傷亡、財產損失補償問題，各種原因返遷的老移民占三分之一，其中最多已經搬遷過6次，都需要在這最后的三批搬遷中解決問題。萬里光、王中、崔軍……隨著中線工程進展，80年代以來，淅川縣歷任縣委書記肩上，都平添了一副充滿風險的重擔，而關鍵的最后三批，落在現任縣委書記袁耀生的肩上。

    “計劃經濟時代的強制搬遷已經成為過去，以人為本，和諧搬遷是中央、省各級黨委政府的基本要求，一定讓群眾百分之百滿意！”作為移民工程的第一責任人，除了保障全縣正常經濟社會運行，袁耀生和他的領導班子，將淅川移民工作擺成應對自如的大棋盤，所有的智慧、心血、運籌，體現在這個棋盤上的一兵一卒——

    “移民還沒有送走，我一刻也不能離開！”8月流火的烈日下，縣委副書記、縣紀委書記宋超已經在移民現場工作了十多天，作為淅川縣移民搬遷工作常務副指揮長，他隨時準備處理好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

    滂沱大雨里，大石橋鄉女鄉長向曉麗與上訪群眾對持整整一天，口干舌渴，臉上卻始終保持笑容，這位可以和兒子QQ聊天的70后女干部，品德中保留著共產黨人最原始的信念。我的筆記本里，記錄著她這樣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