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的成型當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我把它譬作‘醬缸’,但一開始并沒有想到,這個醬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蝕力。”
時代變了,謝璽璋多年后重讀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楊給我的感覺很難擺脫那個時代,那個反對獨裁大體制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他過度夸張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過于絕對。”
柏楊還以另外的方式對文化、傳統進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歷史和人權教育。
入獄是一個轉折點,單調的牢獄生活,使柏楊不再有豐富的訊息加以指點評論,能看到的報紙有限,但是史書是一個例外。
在牢房里,柏楊每天背靠墻壁坐在地上,在狹小天地里開始抒寫“小民的歷史”。這期間,他高產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認為柏楊轉向歷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選擇,柏楊卻不同意。“我逐漸發現中國的歷史太久,文化綿延太久,一切的病態,一切的陰暗面,現代人固然要負責,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應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檢討。所以我改研究歷史,從歷史中去探討我們的根,哪些是優秀的,哪些不是優秀的。”
猶如醫生指出病癥,柏楊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藥方,“我曾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沉淀、腐化力極強的醬缸……現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發現中國文化的基因里,一開始就缺少人權思想,從沒有人權素養。”
“要改變中華民族的氣質,絕不能仰仗‘大人物’動手,應先由‘小人民’做起。”顯然,對于柏楊來說,如果中國人不能養成人權素養,那就還是有丑陋之處的。
愛恨情仇
在臺灣,他沒有一般家庭中那種子女的團聚,我想他有失落。
——張香華
作家聶華苓曾評價柏楊小說和雜文有一個共同點,“在冷嘲熱諷之中,蘊藏著深厚的‘愛’和‘情’。”
問及出獄后57歲的柏楊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20歲的張香華。“不知道呀,就這樣稀里糊涂嫁給他了。”眼前這位已60多歲的優雅女人煥發出少女般的情懷。
張香華記得,初次見面后轉天就收到柏楊的信,“感謝上蒼讓我遇見了你”。柏楊的行動力讓張無所適從,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話——“成個家好不好”。張香華說,她曾推說不合適,覺得柏楊已經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擊。但柏楊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擊”就徹底擊中了她。對于柏楊的愛,老友孫觀漢曾總結說:“寧愿為了愛而失戀,而不愿因為失戀而不愛。”
如今在共同走過28年之后,張香華會跟記者分析柏楊自身的矛盾性,“他從封建社會走出來,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層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國人,徹底的儒家:重情意,很體貼。”張香華還這樣描述柏楊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個很強壯的靈魂,會被他毀掉。因為他很會寵人,寵他的女人,寵朋友,沒有原則。”
夫人辦事歸來,他會道一聲“辛苦”;家里已經有車,還要給張香華再買一輛方便她使用……他的寵,尤其體現在柏楊入獄前,給前妻倪明華的一封信,事無巨細,情意綿綿。“努力補習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處控訴,更不可云軍法不公,免你再受打擊”。
然而,倪明華還是成了柏楊5位妻子中,惟一主動離開他的,在他獄中最絕望的時候,終于形同陌路。但柏楊依然有同情。“1960年代坐政治牢,連孩子讀書也被人罵,沒有臉上學。我想她是不得已……”
當然,更早幾次婚姻的結束似乎還是柏楊的主動放棄,但他早期顛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棄多少具有時代悲劇的意味。柏楊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兒的照片保存了40年,后來還提出了他自己根本無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約……張香華對此卻有足夠的包容和理解,“從窮鄉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來殺身之禍,變化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覺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無法白手偕老。”
柏楊交往圈很廣,但是牢獄之災后,朋友也過濾掉三分之二。對此,他也早就預感到“人在危難,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臉者,萬勿悲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經歷洗禮,他與核物理學家孫觀漢以及讀者陳麗真的情誼確是歷久彌堅。
大陸的讀者總喜歡把柏楊與李敖放在一起,因為兩個人都因文字入獄,又都有頗大的影響力。針對《丑陋的中國人》,李敖還著有《丑陋的中國人研究》,其中多篇章節矛頭都直指柏楊,而在《柏楊回憶錄》中,對李敖則只字未提。與兩人都熟識的王榮文告訴記者,“兩個人完全不同的態度,足以見雙方不同的個性。這就是柏楊的策略和為人。”
問及柏楊此生最大的遺憾,夫人張香華停頓了片刻回答道:“雖然他沒有明講,但是我能感覺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兒女都比較疏離。在臺灣,他沒有一般家庭中那種子女的團聚,我想他有失落。”
當然,時下讓這位老人最受傷的當屬歲月,他曾說,“想起失智、癱瘓、中風,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遠超過任何政治恐怖。因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則由老人個別承擔。”
歲月,是任誰都避不開的檻。 □本報記者 師 欣【原標題:作家柏楊:我滿身都是傷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