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固執地認為，電影改編名著是對文學作品最大的傷害。作為小說的《溫故一九四二》，顯然沒有作為電影的《一九四二》來得濃烈。馮小剛導演對劉震云這篇經典短篇小說的改編，可謂費盡心思，兩大奧斯卡影帝和30多名華語影壇炙手可熱的影星聯袂出演，相信會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涌進電影院，看著讓人悲痛欲絕的電影，放聲哭泣，那個短小精悍且夾雜著大量智慧調侃的文本注定湮滅在豐富的畫面中。故而在影像和小說稍顯悖論的關系中，在為電影和影星哭泣之前，讀讀原著不失為恰當而明智的選擇。

    從題材上講，《溫故一九四二》并不是一本文學性很強的小說，但描述的事情是個災難，是條幾千年都困擾著這個國家的微妙繩索。公元1942年，這一年，開羅會議召開，宋美齡訪美，太平洋海戰開始，遠征軍入緬作戰，日軍大掃蕩開始，希特勒開始進攻伏爾加格勒，延安整風運動。在這一切歷史大事件的背后，河南發生饑荒，近千萬人背井離鄉，餓死300萬人，還有2000萬人民遭受蝗災和旱災的雙重磨難，劉震云看似“東拉西扯”的敘述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

    或許因為歷史記憶的缺失，更加凸顯作者的故鄉記憶，這樣使得其敘述帶有強烈的解說性質。《溫故一九四二》與作者上一部鄉土記憶小說《故鄉相處流傳》相比，少了一些天馬行空，嬉笑怒罵，但信馬由韁，由點及面的掌控能力依然不俗。作者只選取歷史上一個確定的時間點，面對1942年在河南發生的災難，沒用小說的筆法來記述它，因為強烈的私人情感已率先介入到故事當中，盡管作者自己也意識到并竭力排除這種情緒對故事的干擾。就像他在敘述中反復引用幾個記者當年的報道，并且作者自己也有幾次 “穿越時空”的采訪、調查。盡管敘述者反復地自我解嘲，反復地向讀者宣告著調查的無意義；盡管他反復強調這個事件當中記者與領袖間的誤會，諷刺他們不明就里的執著，讀者還是能在狡黠的行文背后看到無比的悲傷與憤怒。

    頗具意味的是，作者這種憤怒和悲傷并未流溢于文字之上，而是深埋于字里行間，或許單純的文字并沒有多少感情色彩，而表層的游離更加劇了小說深處的暗流涌動，其凌厲刺骨只有讀者和作者能懂。與傳統小說筆法不同的是，作者引用了大量當年的資料，例如“《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2月14日載：財政科員劉道基，目前已發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復雜的吃一次七天不餓，簡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餓。”從視覺上給讀者以廣度，雖然無法想像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各種慘烈畫面，但絕對能夠體味到無處不在的饑餓之可怕。饑餓讓人喪失理智道德，毀滅情感，盡管這兩字在如今看來顯得很是單薄。可怕的又不僅是饑餓，它無非是這場災難的表象罷了。欲望、貪婪等人性的劣根以及政治場中權利的游戲才是災難的根本。

    至于小說名字，溫故當然為知新，以史為鑒，為逝者悲哀，為來者保證。我們再重回那段時光，感受前人經歷過的事，要重新思考現在具有相同民族性的我們。馮小剛說得對，“政府是從民族里出來的。我們的民族缺少鏡子。”至少在這一點上，馮導和劉震云一樣，體現了一個文化人對歷史的責任感和良心。劉英杰【原標題：《溫故一九四二》：那是一個民族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