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義以為上”命題的涵義

儒家所謂“義以為質”或“義以為上”命題，其基本涵義有二：一是“義利兼顧”。荀子主張：“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說：“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二是“義以為上”。不管是荀子還是董仲舒，雖然都主張“義利兩有”和“性仁情貪”，但是他們認為二者不是半斤八兩，始終堅守儒家的“義以為質”或“義以為上”的人生價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那么，儒家是如何恪守“義以為質”或“義以為上”的人生價值取向呢？我們以金、元之際大儒許衡為例說明之。

首先，在獲取物質錢財上，許衡始終堅持孔子的“見得思義”(《論語·季氏》)或者“見利思義”(《論語·憲問》)的做人原則。孔子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處于富貴之位)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倘若“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即通過“不義”手段取得富貴，對于孔子來說，“如浮云”一樣，是毫無價值的。孟子進一步闡釋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天下，弗愿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萬章上》)

許衡做官二十余年，從不收不義之禮物。據《國學事跡》載：他在任國子監祭酒、主持太學時，“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后進，非為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可謂一身清廉。

其次，許衡的義利觀，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時也表現在如何使用錢財上。當人取得豐厚財富之后，應如何正確使用這些財富呢？是花天酒地滿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還是將它回饋社會、造福全人類呢？孔子在《論語》中主張“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即要求君子應廣泛地仁愛眾人，并且親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對民眾廣泛地樂善好施，使民眾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魯國司寇時，聘他的學生原憲做管家，給他祿米九百斗。原憲推辭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據“君子周急(急難)不繼富”的原則，告訴他說：“如果你用不著，就把它拿出去送給你急需的鄰舍或同鄉的人吧！”(《論語·雍也》)孔子有個朋友，病死后，無人料理喪事，他就說：“由我來料理喪葬吧。”(《論語·鄉黨》)《禮記·檀弓下》篇記載：孔子有個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親去世后，因家貧，孔子便資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為安。這些都說明，孔子不但提倡“樂善好施”，而且也是身體力行的典范。

許衡根據孔子“樂善好施”的思想，始終堅持“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的做人原則。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學生冒著暴風大雪前來求教。許衡見他凍得發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襖脫給他穿，關切地問道：“為何只穿單衣出門？”對曰：“母親患重病，我把棉衣當掉，換藥了。”許衡立即取出兩貫銅錢，送給他以贖回棉衣。學生知道他并不富足，推辭不要。許衡說：“我助你克服眼前困難，并不影響到我的生計。況且古人講得好：‘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我歷來認為：收入能滿足基本生活即可，多余財錢應濟困助人。這比留下錢財自己享受，更有意義。”他把銅錢硬塞給了那位貧寒的學生。這種“助人為樂”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再次，許衡的義利觀不僅表現在物質財富上，同時也表現在如何對待權勢上。孔子認為：“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他在《論語·泰伯》篇中，又指出：“邦有道，貧且賤矣，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即認為在世道清明、天下大治時，理應出仕，行我之道，并在出仕中既富且貴。在“邦有道”的情況下，依然貧賤，那是一種恥辱。如果在“邦無道”的社會里，仍要出仕，攀援權貴，鉆營豪門，盤剝百姓，以求富貴，則是一種恥辱。

許衡在元朝做官，始終堅持孔子的“不仕不義”的原則。在27年的仕途中，他剛直不阿，不附權勢，“不為利回”，“不為權屈”，被時人譽為元代“魏征”。他多次應詔入朝做官，又多次因“不義”而辭歸故里，躬耕農桑。如至元七年(1270年)，許衡晉升中書左丞，當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在朝擅權，想安排其子忽辛為樞密院僉事，掌管兵權。滿朝文武啞然不語，“多阿之”，唯有許衡執意反對。《考歲略》記載：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為“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合馬反側耶？”先生曰：“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如此者。”上以此語告西相阿合馬，相話先生曰“公何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此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由于阿合馬擅權，而許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只好“謝病請解機務”。

由上可知，許衡在人生價值取向上提倡的“人間富貴不足道也”和“一芥取予，必揆於義”(歐陽玄《神道碑》)，都是以實現儒家的“道義”為最高行為準則的。許衡一生做官不是為了追求“富貴”，而是為了實現“道義”理想。他的出處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時務五事》)，是“不以榮貴為心”的。他一生“進退出處之際，勇于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考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