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協主席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生命冊》最近出版，這也是他繼《羊的門》、《城的燈》之后“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說是他用50年時間積淀，追溯城市和鄉村時代變遷的“心靈史”。本報記者4月10日對李佩甫先生進行了專訪——

　　□ 本報記者逄春階

　　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清

　　本報記者(以下簡稱記):你特別愛用“平原”這個概念，小說中，還寫到了平原省，你筆下的“平原”具體含義是什么?

　　李佩甫(以下簡稱李):我老家是河南許昌的，我非常喜歡這塊地域，但是我小說中的平原已經不是現實平原，是虛擬出來的，是在腦海里發酵、浸泡，長期醞釀之后再現的平原，是我生命中的平原，文學中的平原。

　　記:我最早讀你的小說是中篇《紅螞蚱 綠螞蚱》，寫得非常從容，不急不慢。我記得題記是用泰戈爾的詩:“旅客在每一個生人門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門；人要在外邊到處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這次在《生命冊》中，你又把這句詩拿來當了題記。

　　李:寫作是一個東奔西突、苦苦尋覓的過程，我從1978年發表作品，到1986年才發表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有獨特認識的作品。這就是那部3萬多字的中篇《紅螞蚱 綠螞蚱》。

　　三十年前，我看到了泰戈爾這兩句話，我很欣賞這段話，人只有拉開距離之后，才能看清你家鄉的那些人和事。曾經有一個作家說過，我父親當了六十年農民，他也寫不了農民。真正的農民不可能看清自己的生活，只有拉開距離之后才能看清楚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

　　記:這次看完《生命冊》，又讀了一遍《紅螞蚱 綠螞蚱》，感覺它是《生命冊》的草圖，或者說是一次預熱。可以這樣說嗎?

　　李:我寫完《紅螞蚱 綠螞蚱》，感覺找到了寫作的方向，這是多年努力的結果，我有了自己的“村莊”。后來，通過十多年的努力，我找到了“平原”。這是我的寫作“領地”。爾后就有了平原三部曲:《羊的門》、《城的燈》和這部《生命冊》，我也成了一個“平原聲音”的種植者。

　　記:特別欣賞小說開頭:“我是一粒種子。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我要說，我是一粒成熟的種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歲之前完成的。我還告訴你，我是一個有背景的人。我有許多老師，家鄉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師……”

　　李:小說的第一句話很難寫。我一般用第一句話來確定整個長篇的情緒和語言走向。有時，為尋找一部作品的語言情緒(也就是開頭的第一句話)，我會傻傻地一坐幾個月，那是最苦的日子。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我們常年被西方和拉美文學所籠罩，比方說行文中愛套用馬爾克斯小說《百年孤獨》的“多年之后”句式開頭。這次我想在文本上作一些探索。首先長篇用第一人稱來寫，對我來說是第一次。再一個用樹狀結構表現這塊土地，對我來說也是第一次。大量的內心獨白，對鄉村的認識和了解，主寫它的“背景”，這種回溯式的描寫也是第一次。

　　另外，一部長篇，時間的跨度大，我整整寫了一個人的五十年。我沒有完全按時間的流程，是按照心理流程來組合的，這是我的一種試驗。它更像是一本自省書，是自說自話。

　　是“物”綁架了“人”

　　記:這部長篇，最可貴的是直面現實，不回避當下的矛盾，寫到了拆遷、寫到了上訪等等熱點問題。

　　李:我們平原上有句土話叫:“牛”已經被人牽走了，我們還在那里吃力地“拔橛兒”呢。這些年來，兩個“市”，把全國人民都卷起去了。一個是“股市”，一個是“樓市”，讓所有人都在欲望的漩渦里掙扎，是“物”綁架了“人”。

　　經濟與世界接軌了，可我們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就像書中寫的那樣，在市場經濟領域里，我們沒有“標尺”。“標尺”是人家的，“紅綠燈”也是人家的，有什么辦法呢?

　　人類怎么與大自然融合，這對一個民族來說，是全新的命題。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心靈從虛擬的天空回到大地，大地已滿目瘡痍，我們已經喪失了詩意的“家園”。是的，這一切都離我們很近。看見危險了，可我們沒有敵人。也許，真正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記:書中的那個“駱駝”，已經完全成了經濟動物。最后自我殞命。

　　李: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這樣的人，撒一泡尿就掙了一千萬，路邊有一個售樓處，他說我是買樓的，我把這全買了，第二年房子漲價了，就掙了一千萬。其實，我們每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駱駝”，都渴望或曾經渴望成為“駱駝”。駱駝是時代的弄潮兒，同時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是一開始就種下的，是含在骨頭縫兒里的。最后，擁有億萬資產的駱駝還是從十八層大樓上跳下去了。可殺駱駝的是他自己，是精神上的“貧窮”。駱駝不是壞人，在這個世界上，也沒有純粹意義上的壞人，只有活在“環境”中的人。

　　樹疼嗎?我替它疼

　　記:小說中對人性惡的一面的描述，非常讓人震驚。有些意象比如一顆人頭滋養的“汗血石榴”，太嚇人了，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你在寫這個意象的時候，靈感來自哪里?

　　李:你參觀過盆景園嗎?我多次看過。那一株株價格不菲的盆景，被鐵絲捆著、箍著，作出各種造型。我覺得這是一種病態。樹是自然生長的，但這里的各種盆景都是經人工修飾的，那所謂的“美”也是病態的。我看了特別不舒服，樹疼嗎?我替它疼。另外，我想說的是，謠言是可以殺人的。在民間，口口相傳的，也未必都是真實的。比如:只要有一個人說，“汗血石榴”花盆下埋的是一顆人頭，人們就都信了。當然，在書中，這是條伏線。

　　記:你對植物很有感情，在好多作品中都有體現，比如在《李氏家族》中的敗節草，比如《城的燈》中的會跑的桐樹。

　　李:我喜歡寫植物，在《生命冊》中，我把人當成樹，平原上幾十種樹，我是認真研究過樹的，跟木匠認真研究過樹，這些樹為什么離開土地之后變形，這樣的土地為什么生長這樣的樹木、植物，是跟這樣一塊土地有關，這樣的土地很難生出棟梁之材，原因很復雜。

　　記:你寫的主人公吳志鵬乳名“丟兒”，也就是“我”，有丟失了故鄉的感覺。或者如植物抖落了泥土。怎么擺脫這樣的命運?

　　李:書中的“我”說:一片干了的、四處漂泊的樹葉，還能不能再回到樹上?這是發問。

　　我在鄉下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晚上九點鐘圍著村子轉了一圈，只碰上了一條狗。狗看著我，我也看著它，不知道它想問什么?“我”說過一句話，過程是不可超越的。我們還是要相信時間。

　　相對保守又不甘沉淪的一代人

　　記:山東作家張煒的《你在高原》，寫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生人故事。你塑造的吳志鵬和“駱駝”，也是那個年代生人故事。“50后”這茬人，現在正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在各行各業，都有著精彩的表現。你概括一下這代人的特質如何?我感覺，五十年代生人作家，正進入第二次爆發期，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你同意我的判斷嗎?

　　李:五十年代生人，都是受過理想主義熏陶或夢想教育的一代。這代人有底線，是相對保守又不甘沉淪的一代人。在單一的年代，我們渴望多元；在多元化時期，我們又懷念純粹。但社會生活單一了，必然導致純粹，純粹又容易導致極端。社會生活多元了，多元導致豐富，但又容易陷入混沌或亂象。這是一個悖論。

　　我們這代作家，最初，應該說是一代不為“稻糧謀”，以寫作為生命的。能走到今天，都是不容易的。八十年代是中國作家的黃金時期。到了今天，這代作家(包括我自己)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寫作的“瓶頸期”。尤其是在文本意義上，還鮮有代表本民族的最好文本。在有生之年，我們當然渴望有所建樹。

　　“指甲里想開花”

　　記:你說過一句很新鮮、很形象的話叫:“指甲里想開花”的感覺，這到底是一種什么感覺?

　　李:寫作，尤其是長篇創作，是個力氣活。有苦的時候，也有快樂的時候。每當寫不下去的時候，或是找到了一句最準確表達的時候，指甲縫兒里會發癢，有時候會疼，不停地摳，真有一種指甲里想開花的感覺。

　　記:我注意到你寫到聲音有了顏色，比如青蛙叫是什么顏色，騾子、馬叫是什么顏色，寫得很形象，這種通感，是在什么時候發現的?

　　李:鄉村的記憶(尤其是關于聲音的記憶)來自童年。只是，它需要不斷地在腦海中浸泡，不斷地補充……讓記憶的色彩一次次幻化。

　　記:在書中，你用書中主人公吳志鵬(即“我”)說:“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一片樹葉是干凈的——這是風的緣故。”一種風，流行風。

　　李:作品中說的風，是指平原上的風。你到俄羅斯，或是南方，就不是這樣。因為平原上的風，是從遙遠的西伯利亞那邊刮過來(尤其是冬、春天)的，它蕩蕩而來，刮著刮著，到了平原上就緩下來了，大量的塵埃就落在這塊土地上，所以平原上的樹葉不可能是干凈的。

　　你也可以理解為隱喻。在一個時期里，潮流決定風尚。物欲被刺激的時代，社會普遍存在著“投機心理”。當人人都渴望越位，渴望靠投機成功，這個社會就很危險了。人一旦越過了底線，就不成其為人了。

　　記:你到過山東的什么地方?

　　李:我曾經到過山東的濟南，是路過。后來參加一個長篇研討會，去了淄博，臨沂。臨沂的水真好。人也好。山東我有好多朋友，比如作家張煒、劉玉堂等等。

　　記:下一步，有什么創作打算?

　　李:需要補補氣，充充電。我要種的，自然還是“平原”。也打算在文體上作一些嘗試。【原標題：李佩甫:“平原聲音”的種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