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之命》是周成王對微子的誥命。微子，亦稱宋微子，是紂王的兄長，武庚的伯父。武庚因為叛亂被周王室誅殺之后，周成王決定任命微子作為殷商宗族的繼承人，把他封于“東夏”之國，亦即后來的宋國。

　　作為一篇典型的官樣文章，周成王在講話中首先肯定了微子的品質，說他崇尚德性，效法先賢，是周王室的貴賓。接著又夸獎微子的祖先商湯，說商湯圣明無邊。然后又夸獎微子，說他是商湯美德的繼承人，因而，應當居于上公的地位。最后提出希望，要求微子在東夏之國恪守職責，輔佐周王室，爭取做各路諸侯的榜樣云云。這幾個方面的說辭，與現在的干部任命大會上的致辭，大體上差不多。但是，通過這篇文章，我們卻可以理解，什么叫貴族氣象與貴族精神。

　　微子作為商湯宗族的繼承人和商湯宗廟的守護者，可謂標準的貴族。雖然這個家族在政治上不再居于至尊地位，但就當時的觀念來看，他們的身份與血統依然是高貴的。這個特點，在周成王的致辭中，已經可以體現出來。微子作為貴族精神、貴族氣象的象征，他被冊封到東夏(宋國)之后，也把這種貴族精神、貴族氣象帶到了宋國。

　　那么，到底何謂貴族精神、貴族氣象?大致說來，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精神，信守某些由來已久的古老教條，珍視精神方面的價值，偏向于某種精英主義的立場，有時候會顯得有些古板、迂腐、不切實際，諸如此類的精神，可以視為貴族精神、貴族氣象。

　　譬如，《韓非子》中記載的宋襄公，就體現了這樣的貴族精神與貴族氣象:有一年，宋襄公與楚國人在泓水一帶打仗，宋軍已經排好了隊列，但楚軍還沒有準備好。這時候，宋國有人向宋襄公提出，趁楚軍沒有排好隊列之機馬上發起攻擊，楚軍必敗。但是，宋襄公回答說，楚軍還在渡河，我們就發起進攻，有損于道義。一直等到楚軍完全準備好之后，宋襄公才鳴鼓而攻之。結果宋軍大敗，襄公也身負重傷，三天后就死了。

　　韓非子講這個故事，意在諷刺宋襄公不知應變，結果吃了大虧。在韓非子的眼里，死守教條的宋襄公是一個很不明智的負面典型。但是，韓非子沒有意識到，這個失敗了的宋襄公，正是貴族精神、貴族氣象的活化石，而韓非子則代表了一種與貴族精神完全相反的取向: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現實主義。

　　宋襄公的失敗，在某種層面上，標志著從殷商經過微子傳下的貴族精神的破產，取而代之的新觀念，則是公孫固以及后來的商鞅、韓非子、李斯等法家人物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從微子到宋襄公一脈相承的貴族精神和理想主義，則逐漸轉化成了儒家學派的基本理念。所謂孔孟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宋襄公所代表的貴族精神的歷史遺留物。宋襄公的失敗至為明顯，其實，孔子與孟子無論是在身前身后，幾乎也沒有成功過———正如后來的朱熹在回答陳同甫時所言:“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

　　孔子之道“行不通”，其實就是貴族精神、理想主義“行不通”。“行不通”的原因在于:過去那種近乎凝固的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流動的世界。從源頭上考察，貴族精神大多是在一種變化較少、長期穩定的社會形態中養成的。從殷商時代到西周早期，社會結構高度穩定，社會階層之間的劃分相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沿襲已久的傳統習慣與經驗(其實就是“教條”)，具有相當強烈的規范作用，同時也為“教條”的有效性提供了社會基礎。

　　在當代人的意識里，“教條主義”是個貶義詞。其實，“教條”及“教條主義”并非總是“害死人”，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中，對“教條”的尊崇，對“教條主義”的迷信，其實是一種常態。而且，有一些“教條”，由于長期盛行，不但具有調整秩序、保障預期之類的現實功能，還可以滿足人們在心理上、情感上的需要。譬如，“孝”作為一種教條，原本是為了維系父子之間、君臣之間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然而，經過長期的實踐與教化，“孝”不僅承擔了維護政治秩序、社會生活秩序等方面的功能，還逐漸承擔了心理呵護、情感慰藉等方面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教條”的“孝”，既具有“法律”的功能，同時還具有“宗教”的功能。守護這樣的“教條”，類似于宗教信徒對于宗教教義的守護。為什么宋襄公冒著打敗仗的危險，也要維護“不鼓不成列”的教條?原因就在這里。

　　一些古老的教條雖然在凝固的社會中可以暢通無阻，但在一個迅速變遷的社會中卻會處處碰壁。宋襄公如此，孔子、孟子的遭遇也差不多。貴族精神、理想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固有的社會分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些新的階層迅速崛起，原有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全面顛覆……在這種情況下，倘若繼續信守古老的教條，就會形成韓非子和現代人所諷刺的“教條主義”。“教條主義”的失敗，并不在于“教條”本身有什么不對，而是“教條”在過去能夠適用的社會條件、社會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由此導致了“教條”的無效。喻中【原標題：《微子之命》：貴族精神與心性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