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由于出生貧寒，痛恨貪官污吏，在執政后采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連多用一張信紙在他眼里都算貪污。而且，朱元璋殺貪官的手段極其嚴酷，特別針對貪官制定了凌遲、梟首、閹割、誅族等酷刑，此外，還有駭人聽聞的“剝皮實草”，就是把貪官的皮剝下，里面填上草。并放在貪官繼任者的衙門座位旁邊，不得挪開，目的就是為了警示繼任者。然而貪腐現象仍舊屢禁不止，朱元璋也哀嘆：“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為繼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在這種情形下，朱元璋推行了百姓“造反”的群眾反腐運動。

    在1385年頒布的《大誥》里規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師面奏本處官員善惡，而對于不法“吏胥”，老百姓可以徑直捉拿、綁縛，送到京師治罪。并規定“各地官員人等，敢有阻擋者，其家族誅”，“敢有邀截阻擋者，一律梟令。途中過關津渡口，把守人員不得阻擋。”于是1385年開始，全國掀起了群眾反腐高潮，大量吏胥被綁送到京師，除情節嚴重者處死之外，絕大多數被發配到邊疆充軍。

    此外，朱元璋在午門外特設“鳴冤鼓”，民間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討不回公道，可上京擊鼓直接告御狀。朱元璋還廢除了只有朝中大臣才可早朝的規矩，規定凡朝廷命官，均可參加早朝上殿議事，若有隱情還可要求單獨面圣奏報。

    朱元璋還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群眾反腐教育，1385年，他下令《大誥》“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終洪武年間，《大誥》三編共印數千萬本，成為近代史上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要求官員個個知道，老百姓識字的要背誦，不識字的有人念了聽。還規定：有這套書的百姓，犯法如能熟讀《大誥》，可以減輕處罰；沒有則加重處罰；拒不收藏者，則流放邊疆。

    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年代，賦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權力，是中國幾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創舉。朱元璋能借助民力反腐，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其以民制吏的做法有很大的政治極端性和歷史局限性，他遠沒有把以民制吏的群眾反腐運動經常化、制度化、普遍化，因此其反腐成效有限，以致官吏“造罪無厭”“終化不省”，最終不免明朝走向衰亡的歷史命運。

    從朱元璋發動的群眾反腐運動看，“制吏”的人只限于鄉紳耆老、賢良正直、豪杰人士，遠不是全體公民。朱元璋明確，“鄉間年高有德者，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終時共同商議確定，本境禍害百姓的有幾人，造福百姓的有幾人，赴京面奏，朕必然做到為善者嘉獎，為惡者嚴懲。”從中可看出民告官的時間只限于年終，遠不是隨時隨地。《大誥·鄉民除患》中明確限定了“被造反”的對象：“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朱元璋群眾反腐運動的對象只限于地方官，而不包括位高權重的大臣，更不包括握有絕對權力的皇帝自己，這也決定了群眾反腐不可能深入徹底，有其諸多局限性。

    “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幾乎無日不殺人是朱元璋鐵腕反腐的極端表現。而朱元璋以個人喜怒加減刑賞，隨意訂法、改法，脫口下詔，常常是“任意不任法”。在洪武時代做官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高危職業，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愿仕進。“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由于殺戮過甚，從洪武元年到十九年全國13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洪武四年甄別天下官吏，空印案和郭桓貪污案連坐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朱元璋殺貪官甚至殺到有些衙門無人辦公的地步，最后關在監獄里的官員一旦衙門有事，還要戴著枷鎖和鐐銬去辦公。

    朱元璋反腐擴大化不可避免地帶來負效應，不僅導致人人自危的畸形社會生態，讓官吏對朝廷離心離德，也使內部矛盾激化，積聚社會仇恨，不可能真正形成社會法治的安定環境。如果為所欲為濫用職權，言大于法、情重于法、人高于法盛行，或許《孟子》中被朱元璋刪去的“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就是最好的注腳。作者：王厚明【原標題：朱元璋的群眾反腐運動為什么失敗？】